山西太原国有药厂制毒贩毒大案始末

太药涉嫌制毒消息走漏后,太原的一些媒体纷纷予以报道,指责太药作为国有制药厂竟然为牟取暴利制毒贩毒。由于此案还在侦破阶段,警方对案情守口如瓶。“凌老板”到底有无省级药监局签发的准购证,以及购买证是真是假,外人一概不知。有人推测“凌老板”有购买证,但是假的,所以具体承办业务的销售经理孙正军没被放出来。如果“凌老板”没有购买证,那李作恕等人根本就不可能取保候审。7月1日,山西公安厅宣传处杨长安副处长肯定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具体案情还不到批露的时候,但这件事(指太药涉嫌制毒)绝对不冤枉他们!”

  可悲的救命稻草

  2002年3月27日下午,根据此前在广州落网的跨国毒贩曹永江的供述,山西警方派出40多名荷枪实弹的武警突然包围了太原制药厂(以下简称太药),太药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无人确知到底发生了何事。数十人被警方传讯,零星得到的消息集中起来让人震惊:太药可能参与制毒贩毒,而毒品就是他们合法生产了20多年的氯胺酮!

  让太药栽了跟头的氯胺酮在工人们的眼里原是寻常之物,太药早在1980年就按照国家批准文号合法生产它。以前工厂形势好,这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药种,每年产量一般300公斤。1997年因为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曾经停产过,1999年又恢复了生产。2001年5月,国家对氯胺酮加强管制后,太药向国家药监局申报下半年生产计划为7吨,6月得到国家药监局批准。此前的2001年11月,太药向国家药监局申报2002年的生产计划 氯胺酮12吨,国家药监局2002年3月15日予以批准。由一年300公斤攀升到一年12吨,太药对氯胺酮的依赖越来越重,这也从另一面反映太药的窘境到了何等地步。

  据太药工会副主席刘葆兰讲,工人们已经累计13个月未领到工资,在其他项目停产之际,唯有氯胺酮还能够为厂里创造一点效益,不至于让工人们喝西北风。现在氯胺酮车间也被封,工人们没什么指望了。

  疑云密布

  2002年一二月,太药分别接到氯胺酮购买订单1吨和2吨。订单者为何人,太药副总经理李作恕和总工程师童冬旺说法不一。童冬旺表情不确定地说:“可能是天津医保吧!”李作恕当时未表态,后承认“凌老板” 毒贩曹永江今年初投下过3吨订单,至于是不是一二月的那两张订单,他含含糊糊,没有予以确定。

  据李作恕讲,早在2000年,太药就因资金紧张寻求过合作伙伴,谈了四五家都没有成功。2001年初一家名为长治物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找上门来,要求合作。但资金一直不到位,到2001年11月,该企业说是筹到了几个亿的资金,双方又坐到了一起。

2002年1月16日,该企业来考察,一行七八个人,其中还有一个欧洲女子。“凌老板”首次露面,他被介绍为从香港来的大老板,是该企业的大股东。考察完后,凌大老板甩手就是10万元,说是太药困难,春节将至,给工人们发点慰问金。

  两天之后,1月18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协议规定长治公司一年内投入4000万资金,但不承担合作前太药的所有债权债务,长治和太药六四分成。

  厂里从10万中分出4万给工会,买油买粮送给贫困的工人,剩下6万存到银行里,按李作恕的说法是“留作以后细水长流”。工人们很高兴,以为救星到了。但也有人心存疑虑。工会副主席刘葆兰讲,当初她也想天上不可能掉馅饼,于是召开了职工联席会来讨论此事。当时厂里资金严重缺乏,医药行业GMP改造迫在眉睫,所以绝大多数职工的意见是“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谁知道他心怀鬼胎,看中的是我们的氯胺酮”。

  缘起于一场购并案

  一个企业,有其大门,却不挂其牌,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今日,如果不是违法经营的话,它这样做等于向世人宣告:我已经无力参与市场竞争,坐着等死了。太原制药厂(以下简称太药)就是这副样子。太药以前是有牌子的,并且响当当,“太原制药厂”与“东北制药总厂”、“山东新华制药厂”、“华北制药厂”并称为中国医药界4大家族。后来家运日衰,大门变换其旗,高悬“华北制药集团太原有限责任公司”的招牌,再后来此招牌也被卸下,从此“有其门不见其牌”的怪状延至今日。

  1998年于太药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时太药明显地在市场竞争中落败了,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显示,太药净资产为负9408.17万元。太药严重资不抵债,已够破产的条件。但太药不愿意破产;破产了,5000多名职工到哪里吃饭?山西省政府也不愿太药破产;破产了,政府怎样去安置那么多没饭吃的职工?如果安置不妥,工人们势必天天去政府门口静坐,社会稳定就成问题。

  救活太药成为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共识。2002年7月2日,山西省经贸委副主任张诚回忆当时的动机:“我们当时考虑到,如果能够救活太药,不仅盘活了国有资产,而且工人有饭吃,政府也无需为稳定问题担心了,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啊!”而在此前,在山西省政府的努力争取下,经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太药被列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1997年工作计划,为1998年被兼并企业。

  此时寻找兼并方迫在眉睫。放眼全国,当时能够吃下太药的企业寥寥无几。华北制药集团(以下简称华药)映入视野。同为国家“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之一,曾比肩作过“药界四大家族”,如此的共同经历拉近了异地相望的两大药厂的距离

当然,华药作为股份制企业,光谈“阶级感情”远远不够,潜在的利益回报才是决定因素。据华药一位中层干部透露,当初在华药董事会讨论兼并太药事宜时,大多数董事并不赞成,后来得知山西省政府做出了种种承诺,才最终同意。在诸多优惠承诺的诱惑下,华药于1998年4月19日以“资产划转,债务承担”的方式兼并了太药,并承担了太药的银行贷款债务1.7亿元。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华药是同山西省医药总公司签订兼并协议的,山西省政府在此前的1997年12月8日已经委托山西省医药总公司作为太药资产运营代表。

  所以,2002年7月5日,华药董事长吕渭川向中国《新闻周刊》承认,兼并自开始就不是市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后患由此埋下。

  资金难筹 翻脸2000

  1998年6月,华药向太药派去管理人员,全面接管太药。

  华药兼并太药之初也曾雄心万丈,踌躇满志:用自己投入的新产品头孢五号、氯洁酶素等求发展,用太药的老产品保稳定,实现1998年止亏,1999年脱困,2000年盈利。

  但雄心马上遭遇资金瓶颈。华药要在太原建一个年产100吨头孢五号车间,需投资5000万元以上。华药的如意算盘是将太药的一号厂房稍加改造,投资1700万元就够了。但其后经过建筑专家鉴定,由于厂房年久失修,必须重建。结果老厂房在1998年10月便拆掉,旧设备也变卖了。

  旧的已去,新的没来。为筹措资金,兑现自己的承诺,当时的山西省副省长杨志明于1999年3月5日和3月30日两次召集相关部门和银行开会,进行专题研究。会上落实的资金情况是:华药出资2000万元,山西省经贸委安排1000万元,银行贷款5000万元。但最后,一分钱都未到位。2002年7月2日,当时具体协调此事的山西省经贸委投资规划处处长郭树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主要是银行的那5000万到不了位,华药和省经贸委也就没把自己的那份钱掏出来。

  “也不能全怪银行,那时银行正向商业银行转变,对贷款控制得很严格,太药本身就欠银行1.7亿多贷款没还,资信太差,银行不贷给它是可以理解的。”郭树峰说。

  1999年10月,朱容基总理到河北邯郸视察,华药董事长吕渭川趁机面提华药太原子公司的贷款难问题。当月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召集国家经贸委、人民银行、工行、建行等单位一起研究华药的资金问题。形成的意见是:由太原子公司作为贷款主体,由上市公司华药股份公司提供担保,分别向山西省工行、建行申请贷款,山西省工行、建行以封闭贷款形式提供贷款。

  

  最后,山西省工行同意异地担保贷款4000万元,但只给了短短的8个月期限。到期不还就从上市公司--华药股份公司划走。考虑到上市公司担保贷款必须履行信息批露制度,还得由董事会研究通过,另外贷款期限太短,等于从上市公司划走4000万,华药不得不放弃这笔贷款。

  从此,银行的大门对华药太原子公司彻底关闭了。华药先后向太原子公司投入了2000多万的启动资金,但由于缺乏承继资金的支持,几乎没能起到什么效果。跨省兼并如此艰难,贫血的太原子公司眼见就要成为华药越来越重的拖累了,华药决定退出。

  无人看护 太药自寻生路

  华药去意已定,虽然有早先的兼并协议约束,一时难以脱身,但此后它对太药不闻不问。太药一下子成为无娘的孩子,面临断炊的危险。太药工会在2001年11月向山西省政府的上书中痛陈企业之艰难:职工连续数月拿不到工资、累计拖欠工资十个月之久,养老保险无力上缴,保险公司提出警告将停发退休养老金,生产几乎全部停工,冬天采暖用煤以及水、电、煤气因欠费面临停供。

  更有甚者,由于WTO协议的签订,医药行业GMP改造提速,能否与华药脱钩已成为太药再生的关键。因为华药去意已决,不会再投一分钱,而太药因为华药的存在也不能再寻新的合作伙伴。

  华药、太药都迫切需要解除“婚约”,都想获得新生。但决定权不操之于它们之手。这也是它们合并时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政府所要付出的代价。

  政府迟迟未见说法。太药不能等下去,还有5000多名职工要吃饭,于是就在政府和华药的默许下私下寻找合作伙伴,怀抱最后一线希望,死马权当活马医,最后终于上演2002年3月27日的涉毒风波案。

  兼并案何时休?

  吕渭川说,大家都在寻找解决方案,估计今年内总会有结果。但在方案出来之前,太药该怎么办,所有人都很茫然。现在太药因涉毒风波雪上加霜,生产完全瘫痪,每日领导办公室里来寻求救济的工人络绎不绝,债主也催债火急。

  2002年7月1日,太药副总经理李作恕在办公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期间,接到太原市中级法院送来的一纸金额达280万元的执行书。据李作恕讲,今年来,已有数家债主将太药告至法院,金额共计1000余万元。李作恕无奈地叹息:“就是把厂子都卖了,都还不起这些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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