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评中共北戴河秘密会议(1)

心中的问号（一）

眼下，凡与中国政局有关的人，心里都揣着一个问号：这届大会之后，中共的大权由谁执掌？

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今天基本上还属于集权统治，执政的共产党里边哪个人获得了哪个名头，基本上就是当今皇上（或垂帘者）了，而我们治下百姓会有什么样的日子过，无不与那人的学识、性情、偏好紧密相连，更不必说张扬于台面、策划于密室、须与他们酬酢周旋的大小政客了。

按照现代社会构成原理，这人本来应当由我们大家，也就是为国出力出钱的人公推。无奈共产党早在50年前就靠枪说话，把别的党派都变成了它的“亲密助手”，使他们失去了和共产党比民心、比实力的资格，百姓们只好认可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被动等候它出个好人为民谋利。本来，按照现代政党原理，这“好人”也应该由它的党员公推，从小组到支部到总支，先选出代表，代表投票选委员会、再选常委和总头儿──对此，共产党不仅认账，还堂皇地写进自己的章程，可惜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那似乎天经地义的程序就是招晃一张，从来不曾对高层人事安排起过作用。

我们知道，陈独秀是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这位新文化运动先锋、名重一时的北大教授根本没到上海开会，不仅他的“当选”是出于共产国际的指定，中共的经费和重大决策也多出自莫斯科。

就这么当了五届之后，原先派给他的盟友蒋介石突然翻脸杀人，第六届党代表大会已经不能在中国开。鉴于对知识分子的彻底失望，莫斯科这回指定了工人，向忠发懵头懵脑地给按到第一把交椅上。

这是1928年。从诞生时算起，共产党的“一大”到“六大”，在七年间已经开了六次。可从“六大”到“七大”，却整整间隔了十七年。是形势平稳得无须碰头了么？显然不是，因为在这十七年间，中国经历了日本的侵占和全面侵略，经历了国民政府由坚持一党独裁到容纳各方意见，共产党自己也从没有一兵一卒到养兵一百多万，地盘由早先与当局分庭抗礼的苏维埃共和国到归属南京的边区政府……就连对蒋介石的称呼也从校长到独夫民贼到领袖翻了好几个个儿。

是该开七大了。事实上，不仅在苏联最有面子的王明（国际执委，马列主义权威）1937年奉命回国时，怀中就已经揣了一纸召开七大的命令，各地选出的七大代表，也早已自1938年就千辛万苦地陆续抵达延安。

不到时候绝对不能开会。这是毛泽东自“神仙从天而降”（王明奉命回国）起，就一直居心良苦地抗拒着的。 国际派颐指气使，不九因为他们一有莫斯科撑腰，二是满口马列么。但十个月之后， “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了。这是因为，新从莫斯科归国的王稼祥带来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话：“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虽然此节对今日的历史研究者而言，依旧属于不足为凭的孤证，但在当时足以把毛泽东推上了“主持日常工作”位置。

而正是在这次会上，毛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

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