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记者委员会列数中共压制新闻自由 　　

2002-07-13 22:06 本文是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国会行政委员会听证会上的发言。　
谢谢你们邀请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参与这次讨论中国媒体自由的的圆桌会议。保护记者委员会已经监督了中国和全世界的新闻自由超过20年的时间。一群美国的新闻记者在1981年创立了这个组织，因为他们相信，世界媒体的力量和影响力可以给予那些因 为工作而被打击的新闻记者帮助。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董事会积极地参与了我们的工作，他们包括了重要的美国新闻记者NBC记者汤姆.布鲁科(Tom Brokaw) ，芝加哥论坛的记者克雷伦斯.培基(Clarence Page)，还有在黎巴嫩被挟 持做为人质将近七年的联合新闻驻中东通讯记者泰瑞.安德森(Terry Anderson) 。 　　

保护记者委员会主要的工作是公布对媒体攻击的事件，和请求政府停止迫害新闻自由；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大概也不可能谈到其他的人权。一个具有充分新闻自由的环境是建立优良文明社会的重要因素，接下来才能够确保健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成长。 　　

中国政府不能忍受新闻自由，所有的媒体都被检查，敢于表达批判性见解的新闻记者必须冒着被骚扰，解雇，甚至是坐牢的危险。中国不顾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事实，虽然中国也签署了保障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它却没有实践。 　　

极权政府控制媒体最有效的手段是把新闻记者送入监牢，而中国是使用这个手段最频繁的国家。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中国现在关押了３５名新闻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对于新闻记者的定义是任何发表新闻或是意见的人。 　　

这些逮捕的行动压抑了批评的声音，也对所有敢于发表异议或是揭露弊端的新闻记者提出了警告。 　　

尽管包括总理朱熔基在内的共产党高级干部，都鼓励新闻媒体勇于揭露官员的腐败，中国的新闻记者却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说这样的报导是非常危险的：新闻记者不被允许批评资深的领导，并且对官官相护的官员们的报导也会让你丢掉工作--或是你的人身自由。对于撰写独立和调查报导的新闻记者是没有安全保障可言的。 　　

2001年11月，保护记者委员会颁给受关押的新闻记者姜维平“世界新闻自由奖”。姜维平在香港的杂志《前哨》发表了一系列揭露中国东北腐败的丑闻后，在2000年12月被逮补，随后被依“危害国家安全”和“泄漏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处八年的徒刑，这些罪名最常被用来镇压新闻记者和政治异议者。 　　

姜维平的案子最近因为他的妻子李燕玲在五月被逮捕而变得更为复杂。保护记者委员会担心李燕玲是因为她丈夫的案子受到大量媒体的关注而被逮捕。李燕玲不愿意和外国的新闻记者以及包括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内的国际组织接触，也许是因为她不愿意使她的家庭冒更大的危险。这对夫妻有两个幼小的女儿，现在交给亲戚照顾。 　　

李燕玲的被逮捕和姜维平的刑期延长强调了一个事实：国际媒体的关注不足以推动中国政府的改革，必须有包括美国在内的政治角色介入这个案子。 　　

美国因为经济和政治的考量，对于促使中国的法律明确化和透明化有明显的兴趣。(中国)地方媒体在揭露腐败和其它的权力滥用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所以他们的行动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当中国的新闻记者被关押时，如果美国的议员能够站出来说话，将有助于他们的释放。 　　

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新闻记者的逮捕不只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审判通常是秘密的，家人，同事和媒体不准参与，被关押的人通常关押超过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法律规定，当案子在调查时，嫌疑犯只可以关押两个月，而姜维平在起诉前被关押了九个月。 　　

被关押的新闻记者经常不准会见家人，但在监狱法中是允许的。在姜维平被开始关押的18的月内，她的妻子和女儿不准探望以及和他说话，他被关押的第一个月，他的家人甚至不知道他被关在甚么地方；尽管姜维平经常忍受严重的胃病，他也不能看医生，但看病在监狱法中是允许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法院必须在接受案子六个星期内公布判决，然而，在2001年被起诉的五个新闻记者现在还在等待判决：互联网发行人黄琦，在2001年８月以颠覆罪被起诉，8个月后还在等待判决；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在创立了新青年学会以后被依颠覆罪起诉，新青年学会是一个在网路上宣扬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组织，虽然他们在2001年9月被起诉，到现在还在等待判决。 　　

保护记者委员会去年纪录的八个新案例中，全部都和网路的发行有关，这代表互联网带来的言论自由可能性仍然存在被迫害的风险。 　　

中国现在大约有5千7百万的网路人口，随着互联网人口的持续增加，发表独立的意见和传播这些文章变得更为容易，互联网的聊天室是政治辩论的热门场所，对想要掌控资讯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新闻在国内外传播的速度成为他们严重的挑战。 　　

在某些例子中，网上的新闻发布迫使传统的媒体不得不承认某些重大事件的发生。2001年7月，广西南丹的地方官员想要隐瞒数百人受困于矿灾的意外，尽管他们雇用了流氓去威胁和骚扰前往调查的新闻记者，记者们还是想方设法地在许多的网路上将这件事情曝光，南丹的居民很快的涌入网咖去阅读关于这个意外的线上报导，来自各地的新闻记者也到场报导这个消息。虽然一开始政府官员宣称这场灾难的报导是捏造的，最后也被迫派遣了调查团，调查发现至少81名矿工死亡。矿场的老板和其他90个人因为这场意外以及勾结地方官员隐瞒事实而被逮捕。 　　

今年春天，中国几个主要的城市爆发了多起的劳工抗议事件，活动家们透过网路散布他们的消息，反制中央对这一些抗议活动的新闻封锁。 　　

然而，正是因为互联网具有突破共产党对于国内新闻垄断的潜能，所以互联网被视为一个特殊的威胁。中国政府订定了一些规范以限制网路的内容和加强官方对于网路的监控，这些规范包括要求网站的经营者和互联网业者保留详细的网路内容纪录和使用者资料，并在统治者需要时，提供这些资料。美国的公司正热切的盼望这块广大的中国市场，但是难以确定这些公司如何遵守这种违反基本隐私和言论自由的规定。 　　

一些地方的记者发现，当互联网提供这些新的讨论场所时，这种技术也让政府容易地监视它的人民。 　　

比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传统媒体，现在的传统媒体变得更多样化和活泼，一部分是因为比起政府的补助金，现在的出版物更为依赖广告的收入，也因此它们必须更能满足大众的需求。 　　

挑战性的地方报导仍然不总受到(中国政府)欢迎，保护记者委员会注意到对新闻记者的暴力攻击事件愈来愈频繁，新闻记者冯钊侠是一个西安地方报纸的调查记者，他的尸体在城外的水沟里被发现，喉咙被割断。保护记者委员会相信他的死因是由于他报导了地方官员和犯罪集团的勾结。 　　

2002年1月，在山东省宁阳县，三个新闻记者在地方宣传办公室里被安全部门的官员殴打，因为他们报导了地方村民的反腐败抗议活动。而在五月，北京的新闻记者Yang Wei调查一间财物管理公司时，遭到这间公司工作人员的攻击。他的案例也促使新闻同业、政府官员和一般民众重视起保护地方的媒体。 　　

在最近的几年中，中国的记者不断且公开的要求制订一个法律以保障他们的“报导权”，但是尽管暴力事件在地方媒体中时有所闻，对于被暴力攻击的受害新闻记者却极少有法律上的保障。对地方记者最普遍的威胁来源仍然是官僚政治的干涉。所有地方的报纸都被中国共产党所控制，当中国政府虚伪地称赞国家的媒体越来越独立和专业的同时，最近却又发动了一次对媒体的严重镇压，就如同历年来数次对媒体的镇压一样，它们禁止出版品，开除被其视为太过独立的记者，禁止讨论各种禁忌的话题。 　　

南方周末是这次镇压的受害者之一。南方周末是一个在广东省南部广受欢迎的批判性的新闻刊物，它是中国最具挑战性和大胆的新闻刊物之一，它对于社会问题如艾滋病，犯罪活动，和妇女交易有深入的报导，也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挑战着中国对媒体自由的容忍度。 　　

去年春天，这个新闻刊物的一则新闻报导了犯罪集团在一个杀人和窃盗事件中杀害了28个人，作者采访了犯罪集团的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并且广泛分析了导致犯罪行为的社会问题，诸如贫穷和其它形式的社会不公。在文章发表后，湖南省政府通知了中央领导，指责南方周末的报导丑化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奋斗精神，很快的，总编辑，头版编辑，和资深的编辑被降职，新闻栏位的主管和记者被开除，并永远不能再踏进新闻界。 　　

中央的政府领导在过去经常批评南方周末，一些观察家推断，一些极力想迎合北京领导口味的广东省官员们主导了这次的镇压。 　　

南方周末继续探测官方的忍耐极限，但是最近成为比较温驯的出版物。在五月，这个报纸打算刊登一则头条报导，描述希望工程的资金滥用：希望工程是一个由共青团的子分会所赞助的慈善专案。当这个刊物正在印刷时，编辑屈服于来自地方宣传局的压力，决定采用争议性较低的报导。 　　今年秋天中国预计召开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会中代表们将会选出总书记江泽民和总理朱熔基的接班人，所以现在的地方媒体已经感受到别大的压力。 　　

中国政府也继续严密地监控和管制外国媒体。在过去的一年中，保护记者委员会已经证明多起外国记者因为他们的报导而被骚扰、关押或抨击的事件。这些敏感的文章标题包括揭露为准备2008年北京奥运而破坏住房的事件、爆炸事件、以及报导法轮功精神运动成员所做的静坐活动等等。在2002年6月，加拿大记者Jiang Xueqin为美国公众广播服务电视台拍摄劳工暴动，被关押了两天后驱逐出境。 　　

与外国媒体记者谈话的中国民众也面对着风险。举例而言，艾滋病患者就经常被再三警告不要与外国媒体交谈。在6月，湖南省一位农民因为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谈到她努力从事一组织以对抗农村非法势力而被关押，并被官员指控为恶意毁谤。一位地方官员告诉纽约时报，有关当局正试图逮捕任何与外国媒体记者交谈的人。 　　

对于外国记者而言，得到官方许可进入独立运动活跃的西藏或新疆等敏感区域亦是一件难事。自从911在纽约与华盛顿攻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已公开地将新疆独立运动与恐怖主义划上等号，并宣布将镇压该区域的“恐怖份子、分离主义者和非法宗教活动”。新疆独立运动几乎都是由信奉回教徒的维吾尔族所领导。该政策对地方媒体显露出严重的后果。在2002年1月，新疆共党书记发 表演说警告当地媒体可能被分离主义者利用来“渗透和破坏活动”。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也显示在近几个月，新疆有关当局已经停止出版了许多维吾尔书刊，公开烧毁了数千本维吾尔文书籍、杂志和期刊，只因他们宣称这些书刊支持分离主义活动，并限制该区任何网际网路连结。 保护记者委员会也担心在中国五年统治下的香港媒体自由已经受到侵蚀。地方新闻记者和新闻自由团体认为记者和编辑们正逐渐实施自我审查制度，而且避免可能激怒北京当局的新闻标题。保护记者委员会也观察到香港被提议的安全法条文中有反对颠覆和煽动性言论，这可能对该地区之言论表达自由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总结而言，中国实在幅员太大而不可能完全掌控，但共产党仍不愿意放弃控制。中国官方强硬派相信放弃信息的控制将同时交出所掌控的政权。 　　

尽管控制方式拙劣，中国政府大致上仍成功地躲避国际社会对于它媒体政策的谴责。假如改革真的到来，这将大部分归功于那些如姜维平、南方周末的编辑群坚持与职业精神。他们需要且完全应得到世界的支持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