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的“性产业”

中国爱国诗人闻一多在其名作《死水》中这样写道：“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这些话，可以作为中国“性产业”现状的最好描绘。“性产业”知多少？

鉴于缺乏权威的统计数据，我们暂且只能从1999年以来政府“扫黄打非”的成果，对此进行粗略估计。

以北京为例，1999年北京市警方清理整顿小发廊、洗浴中心等易藏污纳垢的场所，仅两次行动就查处色情场所逾6000家。今年7月北京警方集中整治小发廊、小歌舞厅、小洗浴、小酒吧、小电子游艺录像厅等“五小场所”时，则查获涉黄赌人员4101名，查处各类违法经营场所1866家。一般大型色情中心可容纳百余名妓女，小发廊亦有五至10名不等。估计目前京城卖淫女数量至少在20万至30万之间。

以福州为例，在今年7月在对娱乐服务场所的统一清查行动中，仅五日就清理性陪侍小姐一万三千余人，清查各类场所5064家，福州黄赌之风似应烈于京城，“三陪小姐”亦应在10万之众。

作为对外交往窗口的广州、深圳因开放较早，色情场所和提供性服务“小姐”的数目则更为惊人，已经发展到黑社会、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下卖淫团伙有组织地勾结起来，通过酒店、娱乐中心等半公开地提供性服务，深圳秦艺大酒店甚至到了“三陪小姐”挂牌服务，任嫖客挑选的荒诞地步。从色情场所数目之庞大推测深粤及周边有数百万人直接从事“性产业”，大体不过分。

以浙江省为例，杭州市仅寻梦歌舞厅一家就每日集结卖淫女和嫖客三、四百人。因在杭州、诸暨、浦江等地对卖淫女需求甚殷，在义乌一带竟形成了“卖淫女”批发市场，仅在义乌市劳动力市场内的就有25家，地下交易场所近40家，“小姐”大都就地铺张席子，或躺或坐，等待色情服务场所的“老板”或者“妈咪”来雇佣，交易颇为活跃。

在武汉，出现了“三陪小姐”要求审领就业证的奇闻。在广州至东莞，沿途的山间别墅群则形成了慰为壮观的“二奶村”，别墅公寓中多为由港台客商包租的卖淫女。在太原，仅公开登记的歌舞厅竟达到近5000家，经清理整顿后仍有3000多家，其密度可谓全球领先，“三陪女”数目之惊人自不待言，仅在20多个大规模歌城和60多家桑拿浴室中的“小姐”即有近10万人。在1997年洪水肆虐的荆门市，卖淫女陈丽则以其鲜廉寡耻击倒了诸多官僚，竟出任掇刀开发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惹得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荆门报社弃百年洪水于不顾，纷纷由一把手在荆门市的豪华大酒店里轮流坐庄，为陈丽接风洗尘。

在江苏丹阳的乡间小路，卖淫女以招揽食宿为名，冒险在公路拦截汽车献媚司机，竟成一时之风气。在昆明等地，卖淫女已经将“业务”拓展到设有卧铺的汽车上。就连地处太行山深处、产生过愚公移山辉煌故事的山西陵川县这样闭塞的山区，“小姐”也大有人在。

估计目前在中国淹没到“性产业”这一沟绝望死水中的卖淫女不少于500万人，如果每个人带动三个辅助就业，则中国“性产业”从业人员约达2000万人，让人几乎无法接受这样的残酷现实。撑起了中国经济的一角？

卖淫女的生存状态极为悬殊，有的处于艰难卖笑求生的边缘，有的则养尊处优，如果假定2000万性从业人员的年均收入为2万5000元人民币的话，则其收入总额约在5000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6%左右。此外，中国“新左派”经济学家杨帆假定“性产业”群体的收入中约有50%用于消费，则每年消费额为2500亿。“性产业”从业人员的消费是有很强带动能力的：卖淫女需配备寻呼机、手机，需要出租车、租公寓或民居，需要购置高级服装和化妆品，甚至需要配备保镖，并可能带动赌博业、医药业、宾馆和旅游业等等。如果估计“性产业”群体的消费支出乘数（就是每一块钱“性消费”带动的其他消费支出）为四倍的话，那么由“性产业”带动的年社会总消费额竟达1万亿！

“性产业”竟然撑起了中国经济的一角？考虑到1998和199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7万8000亿和8万3000亿元的话，则“性产业”直接和间接的贡献，居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1%-12.8%！这样看来说“性产业”撑起中国经济之一角也许不是天方夜谈。杨帆先生甚至估计在国务院颁发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于1999年下半年正式实施后，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下滑了一个百分点。未来50年面临的首要问题。

中国的黄色事业是如何兴盛起来的？答案恐怕在于这20年间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太多太快，而道德重建和庞大的人口压力日益凸显。在过去人皆赤贫的时代，富裕被视为一种罪恶，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句富有艺术性的话，它没有阐明政府容忍哪些人可以通过哪些手段富裕起来，它也没有阐明哪些地区哪些城市的哪种阶层可以富裕到何种程度。在旧的大厦崩塌的同时，新的道德和法制的重建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结果传统的“权力崇拜”和新兴的“金钱崇拜”泛滥成灾，难以收拾。一些人靠权力致富了，一些人靠父辈的庇荫致富了，一些人靠走私贩毒致富了，一些人靠巧取豪夺致富了。而这些不法的致富者并非都感受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威慑。从人皆赤贫到一些人正当或不正当地食有鱼出有车，人们心态急剧失衡，既如此，“笑贫不笑娼”重又抬头，重又泛滥也就不足奇怪。君子重义轻利、尊农贱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传统道德在经济迅速成长的过程中受到损害，而新道德的重建，还在遥远的黑暗隧道的另一端。

并非所有的“三陪女”都天生淫荡，她们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来自农村，她们受教育有限，年龄幼小，难以在城市中谋得较好的工作，灯红酒绿的城市和贫瘠的家乡的反差很容易就让她们堕落到这一潭绝望的死水中去。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她们在出售了全部的自尊之后，往往还蜷缩在城市肮脏狭小的窝棚或昏暗浑浊的地下室中自生自灭。

第二类是城镇中略受教育的女子，因种种原因而变得贪图物质享受而堕落，难以自拔；

第三类往往接受过高等教育并颇有姿色，心甘情愿地堕落到风尘中，成为笼养金丝鸟。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从有限的土地中分离出来流入茫茫城市，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也将因企业技术进步而分流下岗。潜在失业妇女人口数以逾亿，她们往何处去？在清风吹不起涟漪的死水，也许就沦落为扔进死水中的破铜烂铁、剩菜残羹。

“性产业”如死水微澜，是丑恶开垦出的黑洞，断不是美的所在。在世风日下之际重建道德，为13亿人提供适当的教育和工作，是中国政府未来50年首要的、几乎不可能完成但又必须完成的沉重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