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共《人道报》的这篇评论文章题为《从铁饭碗到泥饭碗》，评述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改深化带来的社会贫富鸿沟加大以及贫困阶层失去社会保障的问题。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以如此深刻的笔触批评中国社会制度，似乎还相当少见。文章尽量体现客观分析并语气平和，但论点相当尖锐，包含了法共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政策的批评。
法共《人道报》文章认为，中共忽视了经改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这表现在国家听任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萎缩，国企在经改中积重难返而大量裁员，却又无力继续承担其从旧体制时代承接下来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由于国家缺乏集中和平衡社会保障金来源的统筹政策以及国家干预失败，沿海地区富裕省份和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拒绝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企业的职工出钱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以致今天中国社会尚无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大量失业者（下岗职工）和退休者处在不稳定的社会状况或贫困线的边缘。与此同时，占就业人口75％的农业社会完全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法共《人道报》指出，如果说中国经改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中国社会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却不能分享经济改革带来的成果；相反，他们的社会处境因失去工作和失去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变得更糟。《人道报》认为这就是导致中国社会抗议行动日益频繁的原因。失业者和退休工人愤怒了。静坐示威、卧轨抗议、堵截公路交通、集体请愿等，这在今日的中国都已不再是新鲜事。
《人道报》文章指出：在中国，虽然示威行动是官方禁止的，但1998年以来中国民众的示威抗议行动却成倍地增加了，尽管这类示威行动基本上是反应式的和局部性的，较多发生在公营部门，尤其在冶金工业集中的东北城市。50年代在前苏联帮助下建起的东北重工业区如今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灾区”。《人道报》特别提到了今春以来东北工人的不满情绪，大庆和辽阳相继发生了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开抗议行动。《人道报》文章写道：“人们记得十三年前天安门学运期间，当时第一波下岗潮就已促使工人与学生一起上街游行。十三年后，工人的要求依然没有变。今年3月，大庆五万被解雇的工人依然高喊“要工作，要吃饭
”的口号上街游行。”
法共《人道报》客观地回顾了中国过去建立在国企“单位”基础上的社会保障体系演变、衰退和萎缩的过程。中国过去实行由单位提供住房、保障孩子入学如托、暖气、医疗报销以及退休金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种陈旧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已经完全萎缩。《人道报》文章指出，即使在中国过去实行的由单位统包一切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扮演社会调节人角色的严格说来仍然是企业，而不是国家。因此，中国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执政党在这方面完全缺乏经验。
旧体制失效之后，新体制建立不起来。《人道报》认为，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国企承担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巨大代价，无力再支撑旧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不愿为注定死亡的大批国企以及贫困省份分担社会基金，致使成千上万国企职工由于国企的必然解体而成为中国经改的牺牲品。在农村非集体化运动六年后，邓小平决定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从那以来，盈利成了企业高于一切的信条。继1986年国家规定企业可实行招聘合同制之后，1988年又颁布了企业破产法，而国家同时也允许企业裁员。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基本上是由大型国企来承担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巨大代价，因此国企很快就因低效率以及社会负担过重而被压垮，无力再维持自身的生存，被迫大量裁员。这时出现了中国社会首次称为“
下岗职工”的失业者阶层，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初级的、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基金。
法共《人道报》客观地指出，在经济转型期和经改深化期，由于政府根本没有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明确目标，积重难返的国企依然勉强按最低限度承担其原来的社会保障职能，即由国企承担“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费。由于进一步的设想出现了由企业、国家和薪工共同出资的“三位一体”退休金库的思路，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在正式意义上产生社会保障资金的开端。
由于公营部门的很多家庭在经改的潮流中根本无法脱离国企而自谋生路，于是强迫性的解雇产生了大批被称为“下岗工人”的失业者。这种被“下岗”这一模糊社会词语掩盖了的失业现象，实际上使国企替社会背上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因为“下岗工人”仍然倚赖国企而生存，并不是由社会去承担其生活的基本保障。法共《人道报》文章客观描述了这一变化过程，但指出这只是中国社会政策的一个“权宜之计”。90年代初期，至少有一半国企采用这种权宜之计。靠“下岗”这一新发明，失业者不用工作可以领到最低限度生活费，并继续享受单位提供的住房、暖气等社会福利。到了1992年“下岗”人口大爆炸之时，中国政府不得不发出全民“下海”经商的号召，以减轻国企和经改本身的沉重负担。
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政府意识到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化不搞不行。在退休金方面，开始实行再分配和资本化相辅的混合体制。也就是说同时设立两种退休金：第一种是由企业、国家和薪工共同出资的退休金库；第二种是补充型的退休金，仅由薪工和企业出资，国家不再参与。与此同时，国家鼓励劳动者购买私人保险。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化的启动，大概可分为这三种类型。法共《人道报》认为，这仍然是初级型态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仍然是由国企勉强承担其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保障。因为没有私营企业的参与，一种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不起来，甚至由企业、国家和薪工共同出资的退休金库也未能广泛建立起来。
《人道报》指出，中国1993年颁布的一项失业保险规章规定了享受失业金的条件。各地也开始设立一些职业介绍所。这不失为规范化的开端，但这类社会最低保障依然步子很小，只有医疗保障得到重视并全面予以重新设计。个人重大医疗费用由薪工和企业出资的集体帐户承担，其中企业出资占70％；至于日常医疗（即平时看病吃药）的开销，则完全由薪工自己出资建立的社会保障公积金库承担。此外，省市一级可设立医疗保障互助金库。1995年颁布的劳动法也对社会保障金的三级管理、多种形式以及标准化作出相应规定。直到1997年，国家设立了社会保障部来统筹处理这类问题。
但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化的努力至今还刚刚起步，人们对此评价不一。《人道报》指出，截至2000年底，中国各大城市1.28亿退休者中有2000万人享受不到退休金。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大约只有三分之一退休者能按时领到退休金，近100万退休者往往要等半年以上才能领到退休金。至于占就业人口四分之三的农业劳动者，以及从事独立行业的自由职业者，则完全被社会保障体系所遗忘。
《人道报》还指出了中国面临的另一问题，即中国人口的逐渐老龄化。由于人口老龄化，社会负担势必加大，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紧迫的问题。目前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占中国人口的10％；而根据人口分析，再过三四十年，到2040年左右，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占中国人口的25％，相当于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除人口老化之外，中国的失业问题也同样令人担忧。
按目前中国的失业救济水准，失业者的生活状况几乎接近贫困线。《人道报》以北京的情况为例指出，失业者每月领取的生活费（失业金）大约在150至250元人民币之间，相当于政府规定的最低月收入底线。若拿失业者与那些有能力购买私人保险或其他保险的高收入者作比较，则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差距已经到了令人眩晕的地步。这种社会不平等不仅存在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也存在于不同地区的差异之间。比如，上海人的年均收入为37350元，而贫穷省份贵州的居民年均收入只有大约2500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最低生活保障金定在100元左右，其适度性恐怕是不准的。
《人道报》认为，按中国人的社会习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依靠家庭和“关系”（指亲友等各种社会关系）仍然是中国社会普通人抵抗贫困的天然屏障。据有关统计，1998年，北京
44％下岗工人是依靠“关系网”重新找到工作的。目前中国失业率估计处在8％至12％之间。《人道报》援引西方专家意见认为，不管采取什么措施，由于经济增长率逐年缓降（2000
年降到8％，2001年降到7.3%）、裁员增多，加上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中国失业大军的“城市洪水”还会上涨。
譬如国营纺织厂或冶金厂的下岗职工（年龄大都在四十岁左右），由于没有什么特别的专业技能，再就业只能找到收入较低的零碎工作。随着国营企业的瓦解，下岗职工的这种不稳定社会状况还会加剧。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正处在一个大解体的过程中，目前国企职工只占就业总人口的43.8%，而国企的产值也已经降到只占国民总产值的45％。另一个现象是服务业的勃兴，1991年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城市人口只占20％，现在已经上升到45％。乡镇企业也有很大发展。这些在私营部类发展起来的公司企业完全不同于背负庞大财政赤字的国有企业。《人道报》认为，这些私营企业按理应能提供足以让社会保障体系运行起来的公积金，同时也需要政府从财源上和机制上对各种资金来源加以集中和平衡，但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在资金集中和平衡方面的努力均告失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富裕的省份和有钱的企业不愿意为贫穷的省份和贫穷的企业出钱来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最后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中国必须严厉打击腐败和惩戒贪官，才能防止社会保障金库投保人的基金遭到侵吞。
法共《人道报》最后认为，中国要建立和完善社会制度，仍有待于国家职能的重新定义。文章没有进一步陈述国家职能重新定义的内容，但显然包含政治层面和管理层面的改革。不过《人道报》基于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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