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设想有无切实的可行性，令人置疑。
“经援”论者常拿二次大战以后经援成功的欧洲、日本、台湾以及现今的阿富汗作为佐证。必须指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所以经援的效果不尽相同；有时会变成抱薪救火、抽刀断水，适得其反。
战后欧洲、日本、台湾，首要特点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扩张威胁，和美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其次，其当政者都以和平、民主和人权为目标或者起码不敢公开鼓吹吃饱就是全部人权的中共“猪权论”，有相对共同的政治理念作基础。第三，它们对美国全面依赖，甚至连美军驻扎在自己的国土上也视作共同防卫而毫不在乎。唯一缺少的是医治战争创伤急需的资金，经援自然能解决问题。
在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没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对美国抱着猜忌和疑虑，只是暂时利用其经援的国家和地区，则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如中国大陆、北韩、“九一一”前的阿富汗，经援的结果还是把美国看作世界上头号敌人，“用”世界霸权“来诋毁美国正义之举，用开放市场作诱饵，提倡多级化来离间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关系。在国内则进一步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关押异议人士；不顾人民死活，盗尽包括外来援助在内的一切资源搞扩军备战，威胁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的事业；用“超限战”等来鼓吹恐怖主义，结果是那里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盲目仇美情绪不减反增。
到目前为止，巴勒斯坦似乎还不属于前者，故“中东马歇尔计划”不见得可行。
有人说：回教世界和美国关系不睦的根源在中东，在以巴冲突。是巴勒斯坦的处境，让回教世界敌视美国。这种似是而非的说辞，言下之意似乎责任在美国，应由美国来消除冲突根源，来改变巴勒斯坦的处境。显然这与事实不符，有狗咬吕洞宾之嫌。
那么，以巴冲突究竟从何而来？巴勒斯坦的处境究竟如何造成？
以色列之犹太民族，自公元前14世纪起来到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与迦南人逐渐混合，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直到公元2世纪，在反对罗马帝国的起义中被镇压屠杀，幸存者不得不逃离散居世界各地。阿拉伯人士则在公元7世纪才来到这片土地，建立阿拉伯帝国并使巴勒斯坦阿拉伯化的。应当承认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曾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1948年按照联合国决议（连一向支持阿拉伯的苏联都未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复国。如果当时当地的阿拉伯人能够尊重联合国决议，与以色列人和平共处，互补有无，今日的巴勒斯坦会是完全的另一番情景。
以巴冲突，首先是阿拉伯军队对以色列国的进攻引起的。几次战争的结果，多半是以色列胜利多占了阿拉伯土地，并出于战略防卫的需要而未归还所有战胜所得的土地。战争的破坏与难民问题──巴勒斯坦处境的核心问题──也随即造成。
冷战阶段，一心赤化世界的“共产主义”独裁国家不忘向中东扩张势力，与和平、民主和人权力量对抗。苏联和中国都对反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受惠”于苏联集团的阿拉伯人，不但敌视以色列，也对美国十分反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共产集团虽已解体，但巴勒斯坦人还在继续为其付出代价。
塔里班政权解体以来，国际恐怖主义不甘心它在阿富汗的失败，企图全方位地在世界各地寻找突破口，打击维护和平、民主和人权的反恐力量。已经被煽动起极端民族主义和仇美情绪的巴勒斯坦人，自然是他们箝制的对象。无怪乎萨达姆要用一个人2万美金的高额酬偿，来征集自杀炸弹狂徒。其真正目的是要把以色列人赶出巴勒斯坦，打击以美国为首的一切和平、民主和人权势力。不幸的是以“反以英雄”自居的巴勒斯坦人实际又是在为恐怖主义殉葬。
由此可见，中东危机的根源是反对犹太人复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受惠”于前苏联而反对西方的冷战心态，是不惜残杀大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主义。在它们看来，如果美国不象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袒护他们去驱赶以色列，不象现在的伊拉克一样去支持对以色列实行恐怖袭击，你就是“霸权主义”，就是袒护以色列。所以笔者以为，人类的当务之急是要帮助巴勒斯坦人从极端民族主义，从反对“霸权主义”的冷战心态，从“自杀袭击”的恐怖主义的箝制下解脱出来，才真正是量体裁衣，对症下药。
有人提出要布什政府用“马歇尔计划”的经援思维去协助巴勒斯坦建国，复苏经济。似乎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美国朝野的友谊和善意，才能让巴勒斯坦人接受和平，清除中东之乱源。窃以为这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是缘木求鱼。既不能满足贪欲又无助于驱除心魔，是白白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金钱在往地中海里扔。除了必要的人道援助，“马歇尔计划”式经援似乎应在和平已是既成事实之后，才是恰当的。颠倒顺序，勉强进行，也许是拔苗助长，不但于事无补，甚或产生干扰，反而有害。
巴勒斯坦人民需要有一个能够跟上时代潮流，正确估计形势，领导他们从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冷战思维下解放出来的领导机构，才能和以色列携手，共建中东和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使巴勒斯坦人民享受到新闻自由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帮助他们摆脱迟迟不愿信守诺言开放大选的阿拉法特当局欺世盗名、黑白颠倒的恐怖主义宣传。
二战结束以后联合国的创立及其《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表明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的实践已真正汇合成世界潮流。苏东集团的解体，俄罗斯的结束十年徘徊转向西方，显示出和平、民主和人权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九一一”之后恐怖主义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个能把握时代脉搏的领导机构，自然会逻辑地得出结论：死抱住极端民族主义不放，硬要把和平、民主和人权事业的中流砥柱当作世界霸权”来反对，和作困兽之斗的恐怖主义合流，是没有出路的。必需顺应时代潮流，改弦易辙，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与以色列人携手合作共存共荣，才是阳光大道。
现时以阿拉法特为代表的民族团结机构，似乎远不能与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从它的表现来看，似乎在玩弄和平与恐怖的两手策略。一方面装出和平姿态，请求国际帮助，愿与以色列谈判。这虚的一手是为了对已经觉醒的、已厌倦极端民族主义冷战心态、恐怖袭击的巴勒斯坦人进行搪塞，是对国际和平努力的一种敷衍。
另一方面，实的一手，则是私底下组织支持激进势力，对以色列大搞恐怖袭击，破坏中东和平。当以色列起而自卫反击，和平进程中断时，又可把破坏和平的责任推给以色列。这种狡诈的两手策略其真正目的，仍然是彻底赶走以色列。这样的机构，是无法担当起引导巴勒斯坦人民摆脱极端民族主义、冷战思维和恐怖主义羁绊的。
今天中东和平的阻力，主要是国际恐怖势力及其对巴勒斯坦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对此，笔者在《恐怖势力不除，中东和平无望》(见《看中国》网站，2002年2月1日)中作过简要的概括。阿拉法特为代表的领导机构，似乎也不愿去铲除这种恐怖势力。要想真正实现中东和平，恐怕需要改造这样的机构或重组。
退一万步，搞“马歇尔计划”和经援，需要有一个愿意承担使命并具有有效监督管理的执行机构。如果把经援交给现在这样支持恐怖活动去破坏和平和搞垮以色列为目的的机构来管理，极有可能成为一条萨达姆酬偿自杀攻击的补给线也未可知，这是断然使不得的。
最近传媒报道布什总统下令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这对反以恐怖活动，倒是釜底抽薪，定会大大有利于实现中东和平，这才是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真正有益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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