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菊的领导下：上海人民拎着恶臭了百年的马桶走进新世纪

记得去年的APEC会议四天就花掉二十亿，十月二十日晚历时四十五分钟的焰火场面，堪称“世界第一”、“领先国际水平”，代价不菲，花费了四千万元。出席APEC会议的各国领袖，都获赠中国民族特色服装二件。服装衣料是全丝双织锦缎，一共订制了六十件。每件工本费达一万二千元(每枚钮绊就二百元)。

江泽民得知后，说：值得，很值得！能圆满召开，达到会议目标，我看政治上、经济上、国际地位上，就不是二十亿、二百亿，甚至二千亿的金钱数字能反映出的。经济账不能这样算！

上海的真实面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我们看完居住在爱尔兰的郁申树先生发表在《争鸣》第5期上的文章《雾霭沉沉“新上海”》，也许不但对上海，而且对CCTV、新华社、人民日报们所报导的在江泽民领导下的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会有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雾霭沉沉“新上海”
在中共治下衰落了几十年的上海，如今重新受到重视，正向“国际化大都市”前进。但什么都追求“高”“大”，虚有其表，而缺乏现代文明水平。空气污染、交通混乱，以及底层弱势群体生活，和那种表面繁华，形成鲜明对比……。

耽于安乐意志消沉

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上海开始了一支独秀的黄金岁月，它对内气势压深圳，对外锋芒逼香港，取代香港国际地位的鼓噪甚嚣尘上。近年一些先富起来到欧洲观光的人，底气十足地说，上海许多方面已超过巴黎。还有铁算盘统计出来数字：上海人均国民总产值已过四千美元。经历过大跃进的人，虽然本能地警惕任何“飞速发展”，但上海毕竟是一座特殊的城市，它有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小巴黎和亚洲最大都市的底子，还有聪明勤奋的上海人，借改革的东风，创造奇迹也并非不可能。

带着半信半疑的悬念，我不耐五年的睽隔，去年初回沪省亲。

飞机清晨抵达浦东国际机场，这是上海近年竣工的几大建筑之一。也许旅客稀少的缘故，空旷高阔的候机厅显得大而无当。一出机场，我就有时空逆向的错觉，仿佛不是从天空清明的伦敦到上海，而是从上海来到百年前的雾都伦敦。低空压着一层云不像云雾不似雾的浊气，我先还以为这是一个独特的坏天气，因为不提小时候碧空如洗的冬日，就是上次回国还差强人意。岂料，随后的三个月，几乎天天如此，即使有太阳也像被一层又一层肮脏的纱布裹住，只透出朦胧的微光，仅有三天让我看见一个较为像太阳的太阳。

气候也在变异，深冬里没有清冽的寒风，却像春末夏初的黄梅时节，终日弥漫着粘乎乎湿漉漉的微暖气息，家里厨房卫生间的瓷砖上三天两头汗水涔涔。

这些都是大气污染的结果。

然而我问周围的亲戚朋友，竟没一人感知这种变化。相反，各界人士大多沉浸在自满中，每个人的工资和住房面积在增加；每周总有一两次公的私的饭局，交通也在改善，出租车一招就来，奔向醉酒当歌的场所。这不是小康么，还图什么呢？没有人探讨整个上海的现状，更免谈关心外地及遥远的农村山沟。上海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耽于“安乐”又意志消沉，这种麻木迟钝的心象既是天象的原因，又是比天象更可怕的末日社会的世象。

拎着马桶走进新世纪

上海最见变化也最为人乐道的是拔地而起的一幢幢高楼，就在我滞留期间，上海的报纸自得地报道：上海的高层十楼已超过纽约、香港，列世界第一。却不见领导和专家寻思：高楼造了百年的纽约和造了五十年的香港，为什么反“赶不上”造了十年的上海。记得十年前，在世界上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中，惟有上海仅靠公共汽车运输，为此入了吉尼斯记录，报纸也作了自在的报道。忽倏十年，上海从自卑自怨的阿Q，一个跟斗翻到自大自狂的阿Q。

不说这些高楼对上海未来的负面影响，先看高楼内外的现状吧。

我去走访一位中学同学，虽然找到了他家的地址，但那一排熟悉的英国洋房已经匿迹，只剩一片堆着残砖剩瓦的空地。我不由纳闷，这样的老房子在英国本土也只涨不跌，上海却快速发展到更新它了？何况我的一个朋友向我抱怨，他家七十年代末就属于危房，列入政府的改造蓝图，但“动”了二十多年至今没迁，因为地处上海边缘，没有外商买那片地。

我辗转联络上那位同学，才知他迁入了一幢二十八层大楼，二十八层！二十年前二十四层国际饭店是上海最高楼，最豪华的锦江宾馆只有十八层，如今普通百姓住进了二十八层台．变化之大，可谓“翻天覆地”。

公寓的设施也差不多宾馆化了，大门口和每幢楼设双重警卫室(不是门卫室)，有保安人员二十四小时值班，还有专职清洁工。唯一不足的是地皮有限，四、五幢二十八层高楼彼此仅隔十米，只有走道没有绿地，真有点宾馆、办公楼、居民住宅三不像。

我的同学的感觉极好，他踌躇满志地告诉我，外商花高价买走他旧居的那排洋房，他拿到一大笔钱，再加在收益不错的宾馆工作，每月付按揭买下现在的房子。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出租，月租金八千元。八千元？可算世界高水准了，上海人富得了得？

我下了电梯往外走，在门口被一个清洁女工叫住，半天才认出是十多年没见的一位老邻居。她下岗在家，六百块补助金不够用，为增加四百块来此清扫，一个月只有四百元。是那套房子租金的二十分之一！

走出大楼，背后还是东一片西一片的低矮房子。

有了这次眼界，就不惊奇中学语文老师的情况了。她住在热闹的南京路上，几年前东南亚的富商相中了那片地，她家已列入拆迁范围，是亚洲金融风暴范延了计划的实施．老师感叹：当初动员迁居．她对石库的旧屋依依不舍，觉得最好内部翻修更新，既改善住民生活又可保留城市风貌，如果全拆了，上海就面目全非了。

但是拆迁还继续冻结，老师的看法变了。她三个儿子的单位都不景气，下岗的下岗，勉强保住工作的也买不起房子，三个小家庭在父母处各占一间等动迁，挤得她和老伴在五六平方米的亭子间打转。现在她顾不得上海的形象了，只希望在有生之年住上宽敞的房子。望着老师花白又稀疏的头发，我也顾不得跟她谈建筑文化之类的问题，只祈祷她的愿望早日实现，这是最基本的生存权啊！

这就是上海的两极，也是市政府的政绩。这些年市政府一直在做“大”文章：建造世界第一斜拉桥；竖起亚洲第一电视塔，垒出全国第一高楼──金茂大厦。有“大”的撑门面，“小”问题可以忽略。市政府九十年代初提出：二十世纪内消灭八十万只马桶，这诺言至今没有兑现，也没人敢追问。盈千累万无权无钱的上海贫民，无可奈何地拎着恶臭了一百多年的马桶走进“新世纪”。

制度造就“医疗”

比起食住的听天由命，死活的任人宰割更让人胆战。

我原在一家市级医院工作，一位同事告诉我：我们科在任的主任是赵某，还兼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月薪一万元人民币。

真有这样的事？因为我太了解这个赵某了。

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我进医院时，他已有十多年临床经验，是我应该尊敬的老医生，然而我很快失望了。那一阵在急诊室，他的工作原则是：患者病状千种，我有一定之规。不管来什么急诊病人，他总是下差不多的医嘱，先挂上一瓶盐水或葡萄糖水，里面不外乎维生素抗生素激素之类。你要追问，他回答得头头是道，因为无论什么急病，这三素总凑得上。

一次，急诊室来了一位吐血的外地农民，我准备收他入院治疗，但赵某却以病人手续不全为由不同意。根据当时的规定，病人必需拿着县医院的介绍信，去省卫生厅的批转，再得到上海市卫生局同意，才能来我院就诊。我据理力争，说如此危重病人，这一圈兜下来，也不必来医院，可以直接去火葬场了。但赵某为了显示主治医生的权利，“铁面无私”地按原则办。最后我被迫以“病人适合作研究病例”为诱饵，争得主任医生的同意。我们的制度造就了赵某这样的“医僚”，他不需看医书，不用动脑子，就凭那张六二年的毕业文凭混了二十六年。他当上了主任和“学术”委员，武大郎掌权，他选拔的后辈就可想而知了。一位当普通医生都不够格的工农兵大学生，也当上了副主任之一。

医院设专家门诊，主任副主任医师轮流当“专家”赚外快，全国各地的病人慕大上海之名，揣着辛苦一年半载挣来的血汗钱，千里迢迢来求诊，结果碰上赵某之类的“专家”，冤枉了钱还是小事，看死了也是你活该，你已经拜过“最高水平”了。

集最大最好最臭最乱于一身

九十年代初，上海打出“重振三十年代雄风，恢复当年国际地位”的名号。它虽然冲破了“解放前”胜过“解放后”的老调，但不敢直言“雄风”是靠什么鼓起的，更不敢道出中共是导致上海失“风”衰落的根本原因，还不得不靠同一个中共恢复“雄风”。

十多年过去了，光看新建的高楼高架公路地铁等硬件，似乎“雄风”重振了。但市政管理毫无改观，尤其是交通管理，还是解放后一贯的杂乱无章。

在国外城市久住后，回到上海有点像刚会走路的幼儿不敢过马路。因为除几个热闹处，全市交通路口不设行人信号，老老少少随时随地过马路，和汽车交叉穿行，好一幅人车争道的险象。

时下各级领导经常出国考察，应该懂得：安装行人信号灯，是现代化都市最基本的市政设施，它既可加快行车速度，又可减少车祸事故，还增强了市民的法治观念和现代都市的生活意识。

所以，井然有序管理一流的城市，再小也是现代化的，反之，再大也只能是一个“大集市”。

可惜，领导们一直忙于各种面子工程，比如为迎接APEC会议，急于挖人工湖(刚解放时急于填小河小滨)。而涉及市民的生命安全，提升城市的品位的事，反而排不上日程。

上海将继续集“最大”“最好”和最臭最乱于一身，是世界大城市中的一座“特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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