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生于1937年，那正是日军的铁蹄蹂躏国土的时候。徐匡迪的父母在避难的颠沛之途中生下了他，当即起名为徐抗敌，发誓要以中国人的血勇之气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60年以后，这位杭州的婴儿成了中国著名的冶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父母官。
度过自己颠沛的童年后，重新回到故乡的徐匡迪在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完成了中学学业。新中国成立后，时逢如火如荼的一五计划，徐匡迪决定以国家最急需的钢铁事业作为自己的专业，并选择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继续自己的大学学业。从此，徐匡迪与钢铁冶金结下终生之缘。“文革”中他被下放工厂、干校，一段时间里，徐匡迪甚至成为一名颇能露一手的炊事班长。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钢铁事业的追求。
作为冶金专家、博士生导师，徐匡迪在钢液二次精炼、熔融还原技术等冶金技术方面的建树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他还从战略和工程角度论证并提出了上海钢铁工业的布局和发展方向。徐匡迪一身而二任，但几十年来形成的“钢铁情结”依旧浓厚。他本人说：“院士是不退休的，所以我必须终生为之奋斗。”
徐匡迪1959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历任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助教，上海工业学院教研室助教、副主任，上海机械学院助教、讲师，上海工业大学冶金系副主任、主任，瑞典兰赛尔公司副总工程师、技术经理，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副主任兼市高等教育局局长，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主持常务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95年2月任上海市市长。1998年2月在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上海市市长。
徐匡迪是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中央委员。曾获1986年国家科委、冶金部联合授予的“六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个人荣誉证书，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首次进入最高层领导的视野
前述引起朱镕基兴趣并受到激赏的那次发言，徐匡迪谈的就是计划经济不再适于现今中国发展的有关话题。今天，或许这不算什么惊世之语。而在当时，指出这种观点不仅需要洞悉力，也还是需要勇气的。记得徐匡迪当时说：在解放初期，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对新中国各项专业的管理上还处在适应和摸索阶段，国外的反动势力不仅对新生政权虎视眈眈，而且妄图扼杀红色中国。在当时情况下，中国的政治水平、经济能力、国民素质、大众倾向都不适宜搞市场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才行得通，才是保障国家安全稳定、维护人民生活稳定的惟一可行的经济政策。
但是，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也经过了近20年的改革开放的条件积累，国家稳定，政治开明，社会的法制化、民主化进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要求经济开发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市场经济同时加大国家的宏观调控已势在必行……
后来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徐匡迪的相同观点的谈话再次引起了朱镕基副总理的注意。当江泽民总书记了解到徐匡迪的高深科学功底时，也对他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和好感。徐匡迪也从一个科学家、一个学科带头人而首次进入最高层领导的视野。
海派学界带头人
在从政之前，徐匡迪是上海工业大学的教授、副校长，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长。即使现在，他仍然担任着上海工业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徐匡迪与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为新成立的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揭牌。
徐匡迪可以说是工科学界的泰斗。他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急需的高科技人才，而且在涉外活动中，以精湛的技术和领先的科技眼光为外国专家所认同，为自己的祖国争得了荣誉。
在80年代，徐匡迪作为上海工业大学的资深教授已经独立完成过许多重点工程的设计和实施工作。80年代中期，总部设在瑞典的世界著名的兰赛尔公司感到公司需要高、精、尖人才的支持。他们便找到了徐匡迪教授。为了加强合作，同时也为了到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里去体验一下生活，了解世界一流公司的科技水平、管理情况，徐匡迪决定接受邀请。
到了瑞典，徐匡迪才发现兰赛尔公司果然名不虚传。公司管理既灵活又秩序化。最让徐匡迪感受深切的是，兰赛尔这一市场经济下的庞然大物在国际经济领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徐匡迪越来越深入地思考一个问题：市场经济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
徐匡迪怀着研究和发现的目的深入兰赛尔公司，基本上掌握了世界一流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情况。同时，他也充分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回赠给兰赛尔公司。
由于徐匡迪工作出色，被任命为兰赛尔公司的总工程师。在这个位子上，徐匡迪没日没夜地干了整整三个月。
在这期间，徐匡迪写下了不下十万字的工作报告。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公司；另一方面，是为了回国后有一个可作经验总结的蓝本。那时，他就决定，回国后，一定要找个机会上书中央，把市场经济的优势以及如何操作市场经济的情况作一个有根有据的报告。
三个月之后，徐匡迪被兰赛尔公司任命为负责技术的副总经理。三个月就获此信任和重视，绝非轻易之事。由于徐匡迪的杰出贡献，兰赛尔公司击败了在此专业上一直处于强势的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了对北海石油的管理开发权。这可是一项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技术资本，以至于兰赛尔公司所在的城市也为此欣喜若狂。在该城市举行的庆祝活动上。徐匡迪作为功臣，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同时，为了表示这一感谢和他们对徐匡迪本人的喜爱，该市授予了他“荣誉市民”的称号。
优秀人才自然是到处受欢迎的，瑞典方面为了吸引徐匡迪留任，便提出把徐匡迪的夫人及子女接到瑞典，并承担全部差旅费、全家的医疗费及子女的教育费，当然，也包括许诺给徐匡迪高得惊人的薪金。
徐匡迪是真正的具有深厚的民族情结和爱国情结的知识分子。他在兰赛尔公司的职位别说让中国人□慕，就是外国的同行也颇为仰慕。但是，面对这一切诱惑，徐匡迪真正做到了“拒绝”，拒绝高薪，拒绝延期。一年后，他完成了所有的项目，如期回国。
徐匡迪拒绝兰赛尔公司自有他的原因，因为他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也建几个这样的跨国的一流企业，使我们中国的经济真正地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林。
由科技领域进入经济领域的政治人才
回国后，徐匡迪没能亲自去建设几个大型企业，但他的理想也得到了间接的实现。由科技而经济，由经济而政治，徐匡迪从上海工业大学调出，担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兼教委副主任。
当时，朱镕基在上海担任领导工作，他非常欣赏徐匡迪的爱国情结，在1990年率上海市政府代表出访欧洲六国时，带上了徐匡迪。也就是这次经历，使徐匡迪成为朱镕基认定的决策型人才，并且把他推荐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在访问过程中，徐匡迪处处表现出一位专家领导的杰出才华。他英语极好，甚至比随团的翻译更精通一些专业术语。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他不仅能从具体的微观科技入手，而且可以宏观地把握整体国民经济的规划及目标，使外方十分佩服，同时也使朱镕基大力赞赏。
结束对欧洲的六国访问，在回国飞机上，朱镕基就有些按捺不住自己发现人才的欣喜对徐匡迪说：“真没想到，你这位技术精英竟然对经济如此在行，看来仅仅让你管教育实在是有些不合适了。依你的才干，到计委工作比较合适。”
当时，仍然一副知识分子思维的徐匡迪并没有太认真，但朱镕基真的让他去当了上海市的计委主任。并且，那次飞机上的谈话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数年后，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听取专家意见时，也总是忘不了叫上徐匡迪，并且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这样的人才我喜欢。”
中国大陆惟一的院士市长
徐匡迪主要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提出计划经济在现阶段对国民经济的阻碍作用的，也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提出推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的。90年代初，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划还处在探索及部分试行阶段，有关专业方面的知识尤其是有具体实践的建议就更加需要，在广泛的理论探讨方面，徐匡迪的资源配置理论成为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更好地发挥徐匡迪的才能，上海市委决定让徐匡迪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划委员会主任。不久，他出任上海市市长。
在当选市长不久，徐匡迪以其科技方面的实力又当选为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大陆目前惟一的一位院士市长。
当选市长之后，徐匡迪曾举办过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有人问徐市长，搞科技出身的他应该具有科学家的思维，这种思维是否适合于做一位政治家？
徐匡迪对这一提问有着精辟的回答。他说：“自然科学工作者考虑问题是微观的、具体的，政治家考虑问题是宏观的，且必须有战略眼光。但二者并非冲突，相反，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结合起来，这就要看个人的造化功力及政治信仰的功力了。”这段话，引得记者们哈哈大笑，笑后又意味深长，纷纷在采访报道中表示对徐匡迪的佩服。
徐匡迪对经济的考虑更多的是从他的专业角度开始的。对于中国将来的政治发展，他同样有着精辟的见解。
徐匡迪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理工科人才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事业所急需的，因此，也就相应地出现了一大批理工出身的领导人才。这是因为这批人既有科研工作的实践经验，又有企业管理方面的才华，因此，可以直接、高效地领导中国的经济事业。但是，这样再过十五二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各方面都会相对平衡。在这时，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方面的人才将会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领导层。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地培养一批这方面的人才，以接替上一代理工出身的领导人。
他的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提案得到了有关领导人的重视，并且被列入“国家人才培养方案”。
作为“院士市长”，徐匡迪花了很多精力提倡和研究科技创新问题，力图在知识经济时代不错失良机。他在1998年上海科技论坛上说，尽管上海成绩斐然，但要清醒地看到，上海的科技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够高，科技创新力度不够大，与上海的人才和科研优势、经济地位不相称。
徐匡迪开出的药方是力争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他指出：“上海的出路在创新”。
上海的科技发展真的是打上了这位院士父母官的很深烙印了。他展望上海未来发展，把工程科技和城市经济结合起来，提出了“信息城市”。“虚拟城市”、“环保城市”、“海洋城市”的各种构想。并认为这是上海21世纪建成新型城市的一些基本思路，会逐步加以实现。
不少人在羡慕上海的各方面发展的时候，常常禁不住对这位院士市长交口赞赏。说上海有一个科学家当市长，在知识经济时代，真是福莫大焉。
六亲不认订家规
虽然徐匡迪的政治前途甚是看好，但他仍然留意自己的科技领域。他有一句名言：“我只想在我的任期内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事，为上海的发展工作。为中国的前途提供一些微薄的建议。至于个人的官位，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徐匡迪说到做到。他的家里，与他在工大做教授时一样地简朴， 只是透着一层摆脱不了的浓浓的书卷气。他严于律己，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他的子女的生活与普通知识分子的子女一样，勤学上进，以多学知识为荣，而无一丝高干子弟的骄横和奢侈。
就任上海市市长之即，徐匡迪就订下一条“六亲不认”的家规， 他对自己的家属说：“我现在当了市长，这是人民对我的信任，家庭成员也要维护。做得好，大家有光彩，做得不好也是家庭的耻辱。因此，在我任期内是六亲不认的，你们有什么事别来找我，我也不会给你们去办的。”这作为一市之长来说，实乃可敬可佩。
徐匡迪还常给家人讲古代清官故事：古时，东关临池司马孟宗在外为官，想到家中妻子爱吃鱼，便寄回一罐腌鱼给妻子。不料，妻子将鱼如数退回，并修书责怪其夫：你身为渔官，却把腌鱼寄给我，别人不会在背后说长道短吗？孟妻时时以家训鞭策其夫，特别是为了让丈夫廉洁奉公，毅然下定决心，三年不食鱼，不仅本人留下了千古美名，而在当时也确实促使了官场风气好转。徐匡迪说，封建社会的清官都能做到的事情，共产党的干部则应该做得更好。
徐匡迪要求自己的两个女儿必须依靠自己，自食其力，什么也别指望依靠他这个父亲。他不仅仅这样说，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
徐匡迪的大女儿留学海外，现在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且成为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大女婿与徐匡迪是同行，现在也是一位高级研究工程师。二女儿二女婿正在国外苦读博士学位，准备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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