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新华社还发表了《人权》杂志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人赵启正的专访，标题是《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人权》。之后，参加联合国人权大会的中国代表沙祖康也向全世界宣布：目前的中国人权状况正处在最辉煌的时期。我也注意到，最近，中共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只要有外国记者提及人权问题，发言人回答的基调与沙祖康的整篇发言、赵启正的说辞基本雷同，连用词和句式都没有什么差异，几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戴的是同一付假面具。如此妄顾基本事实而又统一口径的自我吹捧，只能来自中共高层决策的定调。无论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人权状况出现了怎样积极的变化，也无论中共做出多么渴望进行人权对话的姿态，赵启正专访的标题都是一句谎言，只能起到欲盖弥彰的作用，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共是否真心改善人权的怀疑。一句谎言，对政权形象的败坏作用，足够了。
下面，我只以赵启正的专访为蓝本，从观念和事实两个方面来讨论中共制度下的人权问题。
先说观念。其实，如果赵启正据实说话，而不强词夺理地说“中国人民现在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个人权利”，不是用生存权代替其他人权，这篇专访的基调还是挺开放的，他所提及的人权进步，较之完全不承认人权观念和毫无自由的毛泽东时代，也大多是事实。比如，在对人权的态度上，赵启正说：“人权的基本目标、理想和内容是共同的、一致的，但是，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实现普遍人权的方式、方法和模式有所不同，人们对人权保障的看法和理解也有差别。”“我们愿意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好的经验，充分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真诚地希望一切关心中国人权的国家、组织和人士，对中国人权发展提出好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一项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事业，是中国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为之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这种态度，较之过去的一味地“反对干涉内政”的蛮横，一味地把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现状的批评视为别有用心的敌意，一味地以特殊的传统和国情来否认人权的普世性，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过去，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共政权，就是基于人权普世性的共同标准；而中共回应这种批评的狡辩，就是不承认人权的共同标准，而专门强调人权的特殊性、民族性和国别性，即西方的人权标准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而赵启正作为官方的发言人公开承认人权的普世性，这在中共与西方之间的人权较量中，还是不多见的。
但是，赵启正一旦进入对“前所未有的人权进步”的阐发，由于其辩解的前提本身是自吹自擂的谎言，而又要尽量把谎说圆，就不得不强词夺理、老调重弹，强调文化传统及国情的差别所导致的对人权的理解不同的。而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说到底，也就是遵循着官方的粗俗唯物主义辩护，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生存权主要指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困人口的减少和医疗及健康水平的提高；发展权主要是指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日益多元化的现实。这些论证都有详尽具体的统计数字。而对其他方面的人权如公民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改善，虽然有所论及，但只是抽象的泛泛而论，拿不出具体的统计数字。
自从中共公开讨论人权问题以来，一直人为地割裂普世人权的整体性，只强调经济的发展和肉体的温饱，也就等于把中国人只当作不配享有其他人权的动物性生命，只要统治者恩赐的面包能够填饱了肚子，民众就该满足并谢恩了。而自由与否、权利平等与否，对国人来说毫不重要。这种露骨的猪哲学，一方面是为了对外应对西方的批评，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对内灌输犬儒化的生存观念。而一切专制社会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对于人权的保障来说，自由远比面包重要。当人的自由被强制剥夺之后，也就失去了独立生存和平等相待的权利，面包也只能靠独裁者的恩赐，分配面包大权握在独裁者的手中，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赐予活剥夺，面包也就成为了统治者要挟民众驯顺的杀手锏，所谓“不服从者不得食”是也。这种只有恩赐的面包而毫无自由的日子过久了，人就要变成被饲养的动物，只能等待主人的喂养，甚至连独立获取面包的能力都将丧失。
再看事实陈述方面。赵启正所列举的人权进步也大多是事实：就中共高层的决策而言，人权白皮书的出现，与西方国家的定期人权对话，承诺签署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并批准了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对西方的压力有所顾及等等，都是明显的进步；就个人自由而言，除了政治权利方面的进步不大之外，其他方面如经商、文化、择业、迁移、言论、法律保障等方面，也确实都有了一定的进步。
这些事实上的进步，本来能够赢得积极的评价，然而，这些进步只是经济改革的附带结果，而在制度的根本方面并没有真正的改变。特别是那句“中国人民现在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明显谎言，又暴露了中共政权的根深蒂固的独裁心态和权力狂妄，而中共又知道自身在人权问题上的道义劣势，既要为维持独裁而迫害人权，又要做强词夺理的自我辩护，这种处于自相矛盾的悖论中的尴尬和无奈，只能使之无视最基本事实。中共执政后所制造的人权灾难举世瞩目，作为驳斥谎言的事实证据，我以前多有论述，就不再一一列举。因为现政权自称“中国人民现在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个人权利”，那么就让我们简要回顾这种执政前的中国的人权状态，看看中共的发言人赵启正是怎样无视和抹煞历史事实的。
无论是军阀混战还是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国人的政治权利和言论空间都远远超过现在的中国。袁世凯时期的中国，地方自治很有成就，议会制政府也初见端倪，反袁的各种势力可以向政府公开叫板，袁世凯也因暗杀宋教仁、贿选丑闻和复辟帝制而最终身败名裂。北洋军阀制造过“三·一八”惨案，但是与六四大屠杀比起来，不过是太小的乌见太大的乌。“三·一八”惨案过后，社会各界纷纷抗议，许多名流在报刊上撰文公开谴责这一暴行。当时的政府首脑段祺瑞迫于社会的巨大压力，不仅惩罚了命令开枪的军官，而且向死难者和民众下跪赔罪自责，并终生不再食荤。而六四大屠杀过后，中国却陷于死一样的沉寂，中共不但强词夺理地为大屠杀辩护和嘉奖屠戮有功人员，而且至今仍然没有一丝公开的悔意。如果当年的中国象中共执政后的大陆，后人肯定无法看到鲁迅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大骂蒋介石的郭沫若也不会幸存到成为中共的第一御用文人。
更能够揭露中共的人权谎言的事实是中共自身的历史。中共能有今天的执政地位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力于民国时期有限的政治上和言论上的自由。中共曾经两度作为合法的在野政党存在了很长时间，即便被国民党追打的非法时期，中共的报纸《新华日报》也能在国统区合法存在，发表了大量反对蒋介石独裁并要求诸项基本人权的文章。其他的民间政治组织、大都能合法生存。即便是由大量亲共反蒋的左派名流成立的政治性组织，也有远比今天自由的生存空间。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的政协会议，国内各主要政党性组织都有代表参加，中共的代表人数只比国民党少一人。如果没有这些半吊子的自由，中共不可能最终生存下来并夺取全国政权。1981年，陈云针对制定新闻出版法的要求作出内部批示，明确拒绝了这一合理要求，拒绝的理由恰恰是：“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作合法斗争。现在，我们绝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东西和我们作合法斗争”。陈云之言所道出的独裁秘密，至今仍然被中共政权视为金科玉律。所以，中共执政后才严格禁止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对民间组织和异己言论的打压，一贯采取消灭于萌芽状态的绝对专制。偌大的中国，至今还没有任何其他与执政党的宗旨相左的政党存在，甚至没有一个可以完全脱离中共操控的合法民间社团。
同样，民国时期的政府和社会之中的异见者，虽然时常遭受整肃、逮捕甚至暗杀，但其严酷程度与中共执政后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国大代表的进言可以导致政府要员的下台，在野社会名流可以公开批评蒋介石和政府，蒋介石能够出面接见示威请愿的学生，当时的报刊、出版社大都是民间性的；民国政府没有野蛮地剥夺所有人的财产权利，没有把人划归入不同政治等级的身份歧视制度，没有严重歧视农民人权的城乡二元隔离制度，没有把所有新闻、出版等传媒当作一党喉舌，更没有对民间的宗教组织进行过大规模的镇压……在民国时期创办自由主义刊物《观察》的储安平，并没有因为激烈批评政府而下狱，他当年预言：国民党治下是“自由的多少问题”，而中共掌权后则是“自由的有无问题”。储安平不幸而成为自己这个预言兑现后的殉难者。
历史的基本事实是：1949年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在“有限的自由”之中，中国人（除了现在的港台地区之外）在财产权、政治权、言论权、结社权、示威游行罢工权上的自由，远远超过中共执政的五十年。1949年之后，此前国民具有的诸种半吊子自由，在中共执政后全部被剥夺。中共政权“大胆独裁而全无民主”，特别是毛泽东，很鄙视蒋介石的“独裁无胆而民主无量”，而是要无所顾忌的独裁。最近，鲁迅之子周海婴的回忆录披露：1957年在上海，罗稷南老先生问毛泽东：“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怎样？”毛泽东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真是直率得毫无顾忌，完全符合毛泽东的自我评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对他自己亲手树立的文坛偶像尚且如此，逞论其他！
因此，如果中共政权真心要改善人权并逐渐进行保障人权的制度创新，就应该首先从不伪造历史和不粉饰现实开始。
2002年2月13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2年5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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