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三色堇－－对民主制度的价值分析

三种政治价值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它是自由和权威两种政治价值对决，最终达成一种代价最小的调和：坚持自己信仰的军官选择退场，以色列军队依然在战斗。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巴勒斯坦军队或中国军队里，便可能是另外的结局：该军官会以叛国罪论处。因为他动摇军心，“毁我长城”。人们都知道，在中东和中国，权威的价值至今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对权威的依赖甚于对自己的自主。我还记得1976年那个悲痛年份，周恩来、毛泽东先生逝世时，全国痛哭，天下泪城，真正是如丧考妣，似乎天柱折，地维绝，几乎所有人都没着没落。当时人们最彷徨的，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是难以承受生命之轻。

有三种政治价值在历史上相互冲突，但缺少其中任何一种，人类的政治都不完美，都有致命缺陷，甚至会导致混乱和灾难。这三种价值是权威、自由和平等。一个只崇尚权威的政体，必然是极端专制政体，这种政体的日常工作便是制作罪恶。虽然权威如此可恶，但没有它便没有秩序，所以它是一切政体的必要组成价值，或者说是基础价值。它不在场，不会有任何政体，除非你将无政府主义也称为一种政体。一个只体现自由或平等价值的政体，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所有的契约论者，无论是崇尚权威的霍布斯，崇尚自由的洛克，还是崇尚平等的卢梭，都必须让个人与社会签订契约，将全部或部分个人自由或权利转让给政府，以结束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或“自然状态”，建立必要的社会政治秩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说，人类在没有自由的状态下生活了几千年，但如果没有权威，一天也不能生存。这是相当精辟的。

平等的奴仆

于是，问题便成了在人类各种政体中，那种政治价值占优先地位。权威价值至上的政体是君主政体，自由价值至上的政体是贵族政体，平等价值至上的是雅各宾政体，当代共产主义政体的前身，它来源于被误用到大国的卢梭理论。你可以看到，这三种政体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我们今天想要的。一种价值至上不行，只要其中两种价值，比如说权威与平等，贬黜第三种价值－－自由，行不行呢？也不行。这是近代法国大革命和当代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托克维尔说过，在大革命过程中，法国人“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仆役”。他断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这也正是经过共产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双重灾难的中国已经发生的事情。

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只考虑现实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考虑政治价值的选择。不错，人们选择一种政治体制，当然要解决他们面临的紧迫政治和经济问题，但如果只被紧迫问题牵着鼻子走，人们在制度设计上就会走许多弯路。美国的宪法之所以确保美国长达200多年的自由民主与繁荣稳定，从创制的角度来看，是因为美国的缔造者们在费城制宪时，在联邦政体的设计上，不仅把它看作是对当时紧迫问题的解决，也把它看作是对永恒理想政体的追求。或者说，它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使权威、自由和平等三种政治价值在美国的条件下达到一种动态平衡。

民主之外的价值是什么

我在早先的几篇文章里，对中国面临的几种政治前途进行了分析，认为除了民主政体，中国别无选择。但那个分析是现实政治层面的分析，是工具或手段分析，不是价值层面的分析。工具分析的最高境界，是提供一个最有用的政体；只有价值分析，才可能建议一种最理想的政体。在我看来，当代民主政体对中国来说，不仅将是最有用的政体，也将是最理想的政体，因为只有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权威、自由和平等三种政治价值的平衡。宪法政府保障秩序和权威，保障国家和个人安全；普选制保障政治平等；任期制、权力制衡保障个人自由。而代议制，则是将这套制度安装到一个比城邦大的国家的一种驱动程序。

从政治价值的角度下定义，现代民主是一种让权威、自由和平等三种政治价值协调平衡的政治体制。你可以把这三种价值称为政治三原色，用它可以调配并绘制出各种色调的政体，只要三种原色得到平衡使用，那一定是民主政体。民主是什么？感性的回答是，三色堇。“散木偏有奇蓓蕾，曲笔漫成大文章。”这是吾友吴国光咏昙花的佳句，用在这里形容民主三色堇也很贴切。更贴切的是他同题诗的另外两句：“十年含苞一灿烂，百年心事待商量。”

最后要说明的是，分析民主政治的思路，同样可以用在对联邦主义制度的分析上。你可以将联邦主义当作代议制那样看待，把它看作是在更大型的多民族国家安装民主制度的驱动程序。这样看它，它就是一个手段。不是说没有这个手段，中国便不能实现民主，而是说，中国可能以分裂为代价实现民主。这是大多数中国人不能接受的。这就是说，在民主的价值之外，还有某种政治价值没有被民主制度所综合。这种价值是什么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会明白，联邦主义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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