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0年的大饥荒中，却有100多万农民饿死了。中共驻这个
地区的行署专员张树藩，在文章中如此这般地描述当地饥荒的细节：
◆有个拥有23名成员的党支部，饿死了20人；
◆有的全家饿死了；
◆有的全村饿死了；
◆饥民外出乞讨的试图，被武装人员暴力制止；
◆农民为求生而唯一可采用的自救渠道，也被残暴地堵死了；
◆……
而所有这些，仅仅只是一个“鱼米之乡”的惨状。让我们来听听离信
阳千里之外、为了活命偷偷摸摸搞“大包干”的安徽小岗村的领头农
民严俊昌怎么说吧：到1960年，仅他们一个生产队，就饿死了67人，
饿死绝了6户……怎么办？反正饿死是死、分田到户杀头坐牢也是
死，就拼死冒险吧！（也就是说：农民的“生存权”，常常要用自己
的“生命”来换！）
细细查看历史就不难发现，这时的中国，饿死的几乎百分之百是农
民！
为什么城里人鲜有饿死的？难道是因为城里人的抗饿能力较强吗？
为什么亲手生产粮食的人却大批量地死于缺乏粮食？难道城里人离开
粮食最近吗？
要知道，滋养全体中国人的两种主要作物－－无论是旱地小麦、还是
长在水田的水稻－－，都需要我们的农民从整地、耕耘、育苗、播
种、清理杂草、灌溉、灭虫、收获、脱粒、扬尘、翻晒，直到装袋
……。正是农民，仰仗自己血肉之躯，从事原始的体力劳动，从春忙
到秋，粮食才能开始收获。但是，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粮食就被强
行征收、被粗暴掠夺了。农民从此丧失了对哪怕是最低份额（保命糊
口）之粮食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种粮食的人数以百万、千万计地死亡，死因是：得不到自己生产的粮
食！不好理解吧？！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在中国，稀缺资源全部牢牢地控制
在的城市人的手里。只要什么东西稀缺了，在分配时，他们从来不会
成比例地分配给农民一点象样的额度。即使不是救命粮，在分配就业
资源、高等教育资源、医疗资源、财政资金……的时候，也都是这
样。
比如说粮食吧。当它成为了缺乏的物品时，城市人霸占着它、掌控着
它、处置着它。他们不会去饿死他们自己，而宁可去饿死那些千辛万
苦种出粮食的人。
张书藩在文章中还感慨地指出：“当时信阳并非无粮。大小粮仓都是
满满的。饿死那么多人，没有一个粮仓被农民哄抢。”“我们的农民
真是太好了！”
听见没有：当我们可怜的农民同胞整个整个地、整家整家地、整村整
村地被饿死时，我们的城市权贵明明知道粮仓里有大量的粮食，明明
知道这些全是农民生产的，他们就是不肯去打开他们所控制的粮仓，
济粮于农民！这些“人上人”对于农民的死活，可以装作不知道，事
后，还要来如此“深情地”讴歌被悲惨折磨致死的农民的“本分”和
“忍耐”美德。
这种畸形的分配方式，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农民的苦难、悲惨没
有尽头。请看看占了总人口80%的农民是如何地被分配资源吧！
◆就业：全中国体面、可拿退休金的公营企业的就业岗位，农民所分
比例少于5%；
◆财政资金分给农民的份额：少于5%；
◆高等教育：农民少于20%；
◆医疗资源：农民少于20%；
◆可支配现金：农民少于20%；
也就是说，占中国总人口仅仅20%的城市人，享受着全国80%乃至95%
以上的好处！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中国，农民的出路通常只
能是：乞讨、打工、卖苦力、卖血、挖矿、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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