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次销毁“黑枪”18000支　足够武装几个师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山西太原警方破获一起非法买卖枪支案，从犯罪嫌疑人手中缴获的仿“五四”式手枪上竟然有“化隆制造”四个字。以后的几年里，河北、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新疆、西藏等省区相继破获的一批非法买卖枪支案，也几乎都与化隆有关。

　　报道说，制造黑枪的人开始都是在自家的房子里无所顾忌地进行，造好的枪支也是在公开场所贩卖。随着1996年10月《枪支管理法》的颁布实施，以及青海警方对非法制造枪支违法犯罪活动的严厉打击，这些人开始改变手法。他们把制造场所从地上转移到了地下。

　　所谓的“地下兵工厂”，就是当地农民储存土豆、苹果、萝卜的地窖。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搜查和打击，造枪者将非法制造枪支的工具搬到地窖里，秘密造枪。有的还在地窖里装上灯光设施，把开关安在外面，发现可疑人来家串门，外面的人赶紧拉下开关，用于“报警”。有的干脆把地窖挖在前院与后院的墙脚下，前院可进，后院可出。还有一些甚至把地窖的出口延伸到100米之外，以便在危急时向外逃跑。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地下兵工厂”里，造枪的不法之徒大多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但出自他们之手的枪支却特别精致，特别优良，与真枪无二。

　　-曾在贵州松桃县暗访买枪的记者说起那次经历：没想到买枪竟然那么容易

　　南方周末记者陈海在电话中反复用“震撼”和“精彩”两个词来形容他刚刚结束的在贵州松桃县暗访买枪的经历。

陈海说，早就听说松桃的枪比较厉害，这次去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没想到买枪竟然那么容易。随便在一个赶集的乡镇上问枪，一般做生意的小年轻都有渠道能买到枪。但现在因为查得紧他们也相当谨慎。

　　当时陈海和当地一名记者，开着一辆车，把车停在离乡镇两公里的地方，不敢靠得太近。回来时先是走路，接着换了一辆三轮车开了一公里，又走路，又换了一辆小面包车坐了几分钟，看到四周没人才又返回来，开着三菱吉普往回走，那时他们的心还在狂跳。当时陈海判断，卖枪人不想放弃眼前的生意，但又怕记者是公安。陈海估计他会找人盯着看记者到底是干嘛的，来回倒车也是为了甩掉有可能的跟踪。这次采访是有惊无险。

　　最终没有买到枪是因为卖枪的人怕记者是公安在诓他，而且自己也太紧张。陈海说，除了出示了证件外，他们还和卖枪人用贵州话聊天。卖枪人曾在广州打过工，记者就聊他们在广州怎么和老板混、讲广州的情况及前一次买枪的经历，说得很形象。让卖枪人觉得记者确实在广州打工，在为老板做事，而且有过买枪的经历。记者在去之前对枪也做了基本的了解，否则很容易露馅。

　　提起报纸上的那张照片，陈海说那只枪是派出所刚刚收缴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农民造的枪，惟一的感觉是震撼。

　　陈海还告诉记者他听来的一个经典镜头，当地一个公安派出所所长曾和一个制枪犯用枪互相对指着脑袋站了半个钟头，直到一个退休老公安听说后跑了十几公里，对制枪的人说‘你可以走，枪也可以带走，我们可以不抓你，但你的枪不要伤害任何一个人’，这才总算化解了危险。

　　-有关专家认为，用“泛滥”两个字来形容我国非法枪支的现状已不过分

　　有关专家学者认为，今天用"泛滥"这两个字来形容我国非法枪支的现状已不过分。但因涉及到保密问题，相关的数字不能向媒体透露。而对黑枪问题，各地警方也表现出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对所取得的战果也不愿详谈。

　　专家指出，枪支流散社会的来源主要有四个：自制、走私入境、兵工厂等处流失及歹徒偷盗和抢夺所得。社会上枪支流散的现象也很复杂，大部分非法使用和持有的枪支主要是猎枪、运动步枪等，自制枪的数量虽然相对较少，但从危害结果看都是一样的。另外，走私也是非法枪支流入的一个主要途径。

　　贫困与黑枪泛溢是否有必然联系，王芷斌和陈海认为贫困是一个原因，也是客观现实。

　　青海化隆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海拔高达2800米，山地多，人均只有5分水浇地，每亩地一年到头收入只有300－400元，而造枪既省时又省钱，一枝枪出手就能赚1000多。贩枪的高额利润使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松桃县是贵州省最穷的地方之一，当地老百姓的年收入只有400－500元，种地只能果腹，主要收入来源是靠子女打工。在松桃县，家里没人打工，为了让小孩上学而造枪、卖枪挣钱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些人农忙时种田，农闲时造枪。与我们想象不同的是，造枪的人并不是那种罪大恶极的人，都是普通农民。

　　陈海认为，如果那里的贫困状况能得到改善，农民有正常的收入来源，制造黑枪及黑枪泛滥的情况肯定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除贫困以外，大部分地方有造枪、用枪的传统也是原因之一。原来为了打猎，枪支仅是一种生产工具；后来有了田土，枪就演变成看家护院的工具；再到后来因为经济利益开始卖枪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