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寒:　“阳谋”---抓住中共接班危机，民运当有所作为！

江泽民必须按程序全退，仅交出名誉性的国家主席职位不行，仅敷衍似地执行邓小平遗嘱即只交出中共总书记职位也不行，他必须同时交出具有最高实权的中央（党、国家）军委主席职位，从而根绝其“垂帘听政”的后患。

除江泽民必须彻底退休交权这一点不容退让外，其它方面均可接受各类妥协方案。这甚至可以极限到：如江接受按程序退位，民运可慎重建议并认真斡旋后继的当权者承诺对江泽民、李鹏实行史无前例的最优惠的政治赎买政策，并以特别立法贯彻之，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转型期的阻力和动荡。这类政治赎买政策可以有：授予江泽民名誉性职位，终身保障其离职退休后的前任国家元首之礼仪尊严；对江泽民、乃至李鹏（如他在促江退位上有立功表现的话）及其直系亲属，在他们退休前在职期间的所有刑事罪行，包括六四血案罪责、侵犯人权罪责、割地卖国罪责、渎职罪责和贪污罪责，等等，均一律豁免，不予追究。然而，倘江泽民这次拒不按程序交权退休，那么，即使他的这种复辟变相帝制的政变得逞，相信日后的中国民主政府也定将追究他到天涯海角。

　　诸位朋友：

马年是个好兆头，首先祝大家春节快乐！

种种迹象已经显示，2002年将会与1957、1966、1976和1989年一样，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故我以为，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求着某种“突破口”而不得的中国民运，切不可当这个“突破口”翩然而至时，我们竟浑然不觉。如果这种稍纵即逝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机遇，竟然由于我们的迟钝、懈怠、迂腐、麻木，或者某种思维定式、某类行动惯性，乃至某些个小圈子的宗派利益，而从我们的指缝间悄然溜走的话，那么，不仅我们将愧对历史，而且我们都将成为历史的笑柄。

这个机遇就是中共目前已日趋白热化的接班危机。

一、 危机正在形成

风起于青萍之末。

今年一月中旬，网上突然出现一篇明确反对胡锦涛接班而支持江泽民连任的帖子（见附件一）。就我所知，过去涉及此一话题者，多属新闻背景类，其臆测味虽浓，然立场大都持中；固也不乏反江连任的，但直接点名反对胡锦涛接班，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对于那多如牛毛的新闻分析我们暂可不必去管它，但我们却不可对网上出现的这“反胡拥江”帖掉以轻心。

诚然，我们确实不应轻率地将网上曾出现过的反江帖直接就视为中共党内矛盾加剧的征兆，但是，我们却不能以同样的视觉来解读近日出现的反胡帖。因为反对江泽民连任之帖，完全可能出于若干受压群体或个人之自发所为而与中共党内矛盾加剧无涉，但反对胡锦涛接班之贴则断无网民出于自发行动之理。原因就在于胡除了早年或有牵涉镇压西藏之嫌以外，这些年，特别是被定为“皇储”后，则几无直接民愤。

这个忽儿以“宣传队”、忽儿又以“组织部”署名的帖子（含跟帖），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 完全超越任何意识形态之争；

第二、 利用早已存在的各高校门户之见，以反“清华帮”独大为名；

第三、 将胡锦涛继位，上纲为“清华帮全面夺权”；

第四、 甚至投“民主派”之好而提出党内权力平衡、反新的独裁之“新概念”；

第五、 以担心胡无统揽全局经验为由；

第六、 第六、提出由江泽民再多任半届；

第七、 提出让曾庆红在十六大后主导党务（这当然要江再任“半届”才来得及，同时也不经意为曾晋升政治局常委一再受挫而给出了注脚）；

第八、更宣称：“清华帮全面夺权，不仅受到左派的抵制，右派也不服”；“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党内、党外所有的共识”，等等。

综上所述，该帖俨然就象一份江泽民最高权力终身制之保卫战的宣战书了。如果我们还仅将其视为中文网上那成天来来去去众多网客的清谈牢骚，那就未免“阶级斗争嗅觉”太不灵敏了。这个帖子的好处就在于，它没有那么多台面官场的“弯弯绕”，而是直截了当地将江泽民小帮派妄图全面阻止胡锦涛接班的“私房话”都搬将出来。中共向有“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清洗、政变），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的传统，联想到近日国内网上“反清华帮”帖子的升温和地方官员“劝进”风的发烧，就不能不让人感到江泽民已下了“废胡”的决心，立意玩火一把了。何况对此还有军方最近喊出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才会出现的表忠誓言（见附件二）和专机窃听器曝光、胡锦涛对台意见被消音等异常事件作注脚。

二、 应当对时局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这些似都可综合成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江泽民绝对不可能按程序实际退休交权；而胡锦涛这十多年的“装孙子”已装到极限了。

这样两种情况若任居其一，即倘若江泽民不得不“愿意”按程序交接，或胡锦涛不得不“甘于”当“儿皇帝”，从而显得“党中央”的高度团结，那么我们当然就只有静观其变的份儿了。

但倘若时局竟然是双方互不相让，如此一来，便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了。面对中共的接班危机，面对统治集团的内斗火并，难道我们民运还应当坐视不理、无动于衷吗？如果民运在这样的历史机遇面前竟不能趁势有所作为，如果在这“天赐良机”面前我们还找不到感觉、进入不了“状况”，如果在这种历史的非常时期我们还不能立即处于高度动员状态，那我们还干什么政治？简直连妄谈政治的资格都会让人怀疑了！

三、 民运应当介入中共的“内斗”吗？

自七九民主墙运动以来，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民运，逐渐翻开了它的体制外抗争的一页，而不再仅仅是中共党内斗争的一个部分或其消极的附庸了。这是中国民运日趋成熟的一个标志。然而，举起体制外抗争的大旗，却并不意味着中国民运从此应当与中共党内斗争绝缘，更不意味着我们在中共的任何党内斗争面前除了消极地观战、消极地接受其既成的内斗结果以外，就不应当或不能够积极而主动地有作为。

历史已经证明，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国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大多与最高权力的恶性争夺有关。反右、庐山会议、三年大饥荒、文革、清污、六四等等，无一不是如此。可见，尽管中共的一党专制未变，但它的最高权力之有程序转移，即邓小平所倡导并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的“废除党和国家实际存在的终身制”，便不可否认地算是某种程度的历史进步，不可否认地算是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累积下的不多成果之一了。事实上，中国的民主化，从执政党内部做起，无疑代价最小。因此，谁在邓小平之后否定最高权力的按程序交接，谁要在今天复辟个人崇拜、复辟老人政治和复辟最高权力的终身制，谁就是开改革开放的倒车，就是将中国引向新的动乱的千古罪人！

因此，今天在这中国的政治不仅谈不上前进，反而面临开倒车的时刻，对于中国民运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能不能、应当不应当介入中共的内斗（这还只能算一个低层次的命题），而在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实力，我们有无能力娴熟地介入其中并将其进程引向有利于中国民主转型的轨道。

政治从来都是力量的较量，而力量的形成则从来都属一种动态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善于捕捉战机，善于借力打力，善于抓住战略制高点，等等，都是弱小的政治力量变弱为强的合纵连横术。在这里，胜券往往属于那些不拘泥于种种似是而非禁忌的人们。当初邓小平难道不就是自觉地利用了民主墙的“动乱”力量，“不稳定因素”之压力，才巧妙地斗倒华国锋的吗？同理，后来广场上的学生不就正是因欲保持运动的“纯洁性”，拒绝介入中共党内斗争而与胜利失之交臂的吗？

由此可见，在是否介入中共党内斗争方面，作为体制外的中国民主运动，是不必有任何禁忌而自我设限的。我们的思考重心应当放在：在中共的内斗危机面前，民运可以有某中程度的主动性去影响危机的进程和方向吗？

四、 战略制高点：“反对终身制复辟！”

在这次中共接班危机中，江泽民挟现存最高权力之有力资源，从而处于一种战术的攻势；而胡锦涛则囿于现成体制，故不能不取一种战术的守势。然民运，鉴于其已没有体制内的羁绊，却反而可打出体制内反江势力想打而又一时无法打出的旗帜：“反对终身制复辟！”

“反对终身制复辟！”，这是当前中国政坛上一个极具震撼力、极具感召力、也极具包容力的口号。首先，它矛头直指、也仅仅指向今天中国那位处心积虑赖着不下者个人，即使在中国权力顶层内部都极具分化功能；其次，它一下就把此人置于了一种违邓小平遗嘱，开改革倒车，毁党内承诺这样一个千夫所指的不仁不义地位；最后，它还能为现时中国政坛从左到右的各派政治势力所接受，因而能获取最大限度的认同感和聚合力。如此一来，江泽民也就被最大限度地在道义上给孤立了起来，从而为其垮台奠定了战略前提。

因此多年来一直因困于所谓“民运低潮”而徘徊不前的中国民运，倘能审时度势，主动担纲，挑起大梁，率先打出这面大旗，随即作出相应部署，那么，它就会顿时跃上当下中国政治的战略制高点，它那曾因与中共交不上手的无力感便会俄顷消失，其一度遭边缘化的弱势地位也将随之改观。

五、 只确定有限战役目标

这场由民运主动发起的“反对终身制复辟！”之外线作战攻势，其战役目标是、也仅仅是：逼退江泽民。

江泽民必须按程序全退，仅交出名誉性的国家主席职位不行，仅敷衍似地执行邓小平遗嘱即只交出中共总书记职位也不行，他必须同时交出具有最高实权的中央（党、国家）军委主席职位，从而根绝其“垂帘听政”的后患。

为什么说“只确定有限的战役目标”？

这“有限”在此有两层意思?

首先它是指，对于江交出的职位由谁来接替，我们可以超脱而不予具体指明。民运只需守住“反对终身制复辟！”这个战略制高点即可。

为什么？

因为第一、形式重于内容，制度重于个人。在今天，确立程序性交班制度的体制先例应高于一切。
第二、有利于分化江泽民小帮派，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这位当代袁世凯和有利于搬开这块一再阻碍政治改革的绊脚顽石。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除了江泽民以外的任何人继位，我们都应视为此役目的已经达成。

第三、尽管我们的行动无疑将对胡锦涛构成巨大的实际奥援，但“不明说”则对双方都有利。对我们而言，既为自己预留了一种观察胡日后之所为的弹性，同时也表明，自觉利用中共内斗权争并不意味着民运就自然而然地依附于中共内部某派系；对胡而言，其效用不言自明。

其次，所谓“有限的战役目标”还指：

第一、 所有通常的民运口号，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平反“六四”，惩罚贪官，诸如此类，等等、等等，这次一概不提。

毫无疑问，以上统统是我们追求的政治目标，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饭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面面俱到到头来则是一面也拿不到。因为每多提一个口号，我们都会因其争议性的增加而导致推开掉一部份人。如此一来，这也就实际上削弱了自身而增强了对方。然而为了赢得这次重大战役的胜利，为了将中共的接班危机变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良性转机，我们眼下需要联合除江泽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

第二、 引而不发，跃入也！确立起中国民运的这个敢打政治大“抱不平”的正义者形象，此役目标足矣。

须知此役一旦开打，无论其后是胜是负，民运的为中共党内“弱势者”打抱不平的形象也就自然树立。因为在当今之世，除了中国民运，除了这个被官方媒体骂得“狗血淋头”、被中共国安搅得“支离破碎”，似乎不被国人所看好、几乎已“边缘化”，但却始终没有消失、并一直顽强地存在着的中国民运，还有谁敢于出来、甘于出来和可以出来打这个政治大抱不平呢？那个战略制高点就现现成成地摆在那里，可除了中国民运，还有谁可以去占领和能够去占领呢？可见此役带给民运的战果是战略性的，既如此，来日方长，何求其它？

七、 中国民运可以做些什么？

在前期（即局势还没有很明朗化的时候），应是：大造舆论，广造声势。为此，我们可以展开譬如以下一类工作：

1、 串联、协调、沟通海外华文界的主要政论刊物，共同发起“反对终身制复辟”的大型联合征文。这些刊物不仅要有民运的（如北春、中春、《中国事务》、《议报》、《民主中国》、《中国研究》、《黄花岗》、《中国之路》等等）；而且还要有非民运的（如《开放》、《争鸣》、《前哨》等等）；尤其要有中立的（如《大家周刊》、《世界周刊》，《二十一世纪》等等），甚至于还可包括“左派”（如《中国与世界》）的，等等。

2、 串联、协调、沟通海外一些主要的异议和中立的学术团体，召开大型的“反对终身制复辟”的理论研讨会。并配以大规模的详细报道。

3、 各自由媒体就“反对终身制复辟”广泛、持续地采访海内外一些知名人士，让其畅所欲言，大发其声，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

4、 将上述内容通过互联网大规模地向国内传送、散发。

5、 可为此次战役专设一个互联网网站。

在中期，即局势日趋明朗，斗争白热化，且形成拉锯态势时，则联合上述各单位、个人发表诸如“讨伐当代袁世凯”“敦促江泽民退位书”、“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书”一类全球通电，共同声明等等、以期最大限度地积极影响中国政局。并视其条件许可，不排除在国内组织大规模的集会示威，在海外则配以包括征集全球华人签名等方式把声势造得更大。对江形成强有力且持续的社会舆论压力，迫使他权衡退位与否的利弊得失，思考若干妥协替代方案。

后期，则无非三种可能：1、胡胜江败；2、江胜胡败；3、两败俱伤，第三者渔利。而无论出现那一种情形，民运都因在前段时间展示了实力而在政治上处于一种有利、有力的地位。届时，中国民运可相机行事。若出现第一或第三种情形，民运当然应顺势启动与之谈判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若出现第二种情形，江也属遍体鳞伤的惨胜，民运仍可在保持相当的压力下迫其选择政治体制改革。

当然，大伙儿集思广益，还可以多设想出一些有效的点子来。

八、 澄清一些疑虑：

1、 民运会不会给胡锦涛帮倒忙？

实际上，眼下民运这边还在犹犹豫豫，迟迟疑疑，江阵营那边则早就祭起这个杀手锏了（请参看“附件一”中一个贴子的题目“胡锦涛被民运分子拥护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江也一定要捏造事实构陷入罪于胡的。由此可见，即使我们全力以赴讨江，也最多只能增加江阵营指斥胡的“量”，而不会改变事情的“质”。质言之，即使民运一言不发，甚至即使民运竭力与胡厘清干系，对于胡之“清白”也于事无补。这类情形、这种罪名，统统是由专制制度内部斗争的残酷性、残忍性、非程序性和你是我活性所决定的，而非由客观事实本身所决定。况且，“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之说并非全无道理，故我们的思考重点和力量配置应当放在怎样致江败下阵来，而不必过于（适当的考虑是可以的）在乎对手用何口实，尤其不能因此而左右我们发起“反对终身制复辟”的基本行动。

2、 这是专制集团内部官僚派系“狗咬狗”的权争，同以追求民主制度为己任的我们民运何干？我们哪有必要搀和进去？民运不应对他们任何一派报有幻想，不要被他们任何一派所利用，我们只需将民运自己的事办好就行了。

什么是“民运”自己的事？我们最大的“自己的事”不就是要战胜专制么？我们现在之所以不能战而胜之不就是因为专制的力量太强而我们的力量太弱么？而专制的“内斗”可以大大地削弱我们敌手的力量，这么大的事，怎么可以视为与民运无关呢？即使胡锦涛也是一个专制者，但至少他只能算是未来的专制者而非当前的专制者，那么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而治之，中立甚至联合未来的次要之敌，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之敌，难道不是政治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么？至于“不要被利用”一类问题，则多属杞人忧天，庸人自扰。

因为政治历来都是实力的较量，这其中，相互的“利用”和“反利用”实乃家常便饭。这类各种政治势力的纵横捭阖、合纵连横，既是增强实力的一种手段，也是有无实力的一种检测。只有最没有实力（包括智力、谋略力、经验，手段等等的综合）者，才老怕被人利用和不敢大胆介入敌手的内争并主动积极地利用之。八九年的学生（当然我们不能太苛求这批初出茅庐者），不就是在“不要被党内矛盾所利用”的高度警惕中，其“战斗力”反被“党内矛盾”利用得精光么？

3、 对胡的面目，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值得这样倾全力施以奥援吗？我们会不会被人当作“嫁衣裳”？

如上所言，退一万步，胡今天就是一个邓小平第二、就是一个“小江泽民”，也值得我们去“帮”！原因就在于，借力打力，利用矛盾解决矛盾，从来都是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政治杠杆术”。我们应当明白，弱小的中国民运只有善于捕捉和善于利用统治集团的一切裂痕，才谈得上伺机削弱强敌从而壮大自己。因此，在今天，曾口口声声以体制外斗争而自豪的独立的中国民运，竟然要主动地去介入中共的内斗，竟然要自觉地去奥援专制势力中的一个派系，竟然期望着借助“帮助”专制营垒（之某派）来壮大自己，这在惯于直线性思考者看来似乎荒诞不经、逻辑颠倒的事，从政治斗争的艺术、政治斗争的辩证法角度看，其实一点不荒唐，完全符合逻辑。

其实，对于今天的“民运该不该助胡？”一类提问，简直就有点象在三国时期问“该不该联曹讨袁？”“该不该联吴攻曹？”以及当年“该不该助邓反华（国锋）？”一样，在政治上是欠成熟的。对上述问题，历史均给出了答案，难道我们今天的民运政治家和民运理论家，就永远只能当事后诸葛的份吗？况且，究竟谁作谁的“嫁衣裳”，历史从来都是偏爱胜利者的。更何况，以上对胡的估计，尚属为了便于思考的一种极端性假设，而其人之实际面目（而非标签面目）如何，目前作结论尚早。

九、 几点政策性的注意事项

1、 以民运的两手对付专制的两手。

一方面，反击终身制毫不留情，逼退江泽民必须旗帜鲜明。在江泽民必须下台这个大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可讨价还价的余地。历史已给了江泽民足够多的时间，中国已经等不起了！对此，我们不接受任何似是而非说项的干扰，不能动摇我们义无反顾地举旗“反对终身制复辟”的坚定性。这些说项包括诸如“中国实际上已在走资了”、“江的‘资本家入党’论，‘三个代表’论已算启动政改了”，“十六大一过，江就会开始政改”，等等，等等。另一方面，则自始至终敞开着对话、妥协的大门。这个大门既向胡锦涛一派敞开，也向江泽民一派敞开。但是须知，民运若没有强而有力、卓有成效的坚决斗争，那就一定会是无人来同你对话的。民运十几年的“呼吁史”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警醒么：热衷于苍白无力的呼吁，只会让你的对手窃笑！在这点上我们应学毛泽东，当年他去重庆谈判时就对延安的送行要员们说，若国民党来犯，就给我狠狠地打，打得越狠，我越安全。政治斗争的艺术是可以脱离其政治意识形态内容而独立存在的。所以，我们若不因人废言，我们今天就仍可借用毛泽东的表达方式说：以斗争求对话，对话存；以“呼吁”求对话，对话亡。

2、 除江泽民必须彻底退休交权这一点不容退让外，其它方面均可接受各类妥协方案。这甚至可以极限到：如江接受按程序退位，民运可慎重建议并认真斡旋后继的当权者承诺对江泽民、李鹏实行史无前例的最优惠的政治赎买政策，并以特别立法贯彻之，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转型期的阻力和动荡。这类政治赎买政策可以有：授予江泽民名誉性职位，终身保障其离职退休后的前任国家元首之礼仪尊严；对江泽民、乃至李鹏（如他在促江退位上有立功表现的话）及其直系亲属，谒(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