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
原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的评论: 最近大陆出版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是一月出版的,作者叫李昌平,它的书名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完全为农民请命的一本书,据说五万册已经销光了。而且有很多的农民也花钱去买这本书看,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知识界也对这本书讨论得很热烈。再加上前几个月我们提到的一本书叫<<黄河边的中国>>,专讲河南农民的痛苦的情况,跟这本书配合起来看,可见得农民的问题现在已经是对政治、社会关心的人最集中的一点了。这一点再加上朱溶基总理所说的农民已不堪重负,里面在沸腾这种话,可见得中国问题之所在。农村怎么样跟上现在的时代,特别是这个市场日益扩大的情况之下,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国有13亿人口,农民至少占有9亿,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数目字。我们知道美国农业人口顶多不过5%,甚至还不到。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农民的前途怎么样?是最值得关心的问题。因为农民是散在各地的,又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所谓的农会也都是地方性的,而且现在也不准组织。李昌平这个人我不认识,只知道他大学毕业,还得个硕士学位。但是他是从农村里面出来的,担任过四个乡村的党委书记。我们知道,今天的党委书记已经是一种土皇帝了,为所欲为,许多党委书记都是压在农民头上致富的。这位李昌平居然跑到北京研究农民问题,变成农民的代言人。这也看得出来中国的知识人的一个传统,就是要为民请命。现在是他是为农民请命,所以他在书上印的是农民真苦、农民真危险,而且还说要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那就是说,现在的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是一个极端不平的一个现象。1954年共产党在北京开政协会议,那时候的梁漱溟是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一直是关心农民生活的,替农民说话。他那个话是说,今天的农民在九地之下,和工人相比,工人在九天之上。这句话触怒了共产党,只有共产党能够有资格为农民说话,你是什么东西?可以以农民的代言自居?从此以后,梁漱溟就受到围剿,使他不能说话。这个人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所以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人没有屈服。在今天看来,他的话看来要修改了,不只是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也一样也在九地之下。农民和工人阶级现在处在很困苦的一种阶段,农民尤其在许多地方收到很多白条,可见苛捐杂税之类的负担非常大。李昌平主张取消这些,不是说减轻,而是跟其他人一样,照收入比照交税。事实上农民生活很苦,交不到什么税的,如果这样一来,农民就等于说是负担大减了,中央以至地方很难维持了。
中国从明清以后,交税的钱完全在田上,谁有田,谁就交税。本来有一个人口税,这个税就拼到田里边去了,摊丁入亩。所以换一句话说,在明清两代,一直到民国,你没有田,根本就不要交粮,地主非交不可。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家有一个误解,以为共产党革命是为农民翻身。其实农民的情况在传统的制度之下,有它的基本保障在那,而且它不要交付锐,也不要出劳力。并不是过去农民好得不得了,但是确实比共产党之下多一点保障,共产党现在的田实际上还不是给你的,在你交的税上,钱还是属于共产党的,属于公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比过去以来,只有更惨而不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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