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法西斯倾向
雪球供稿: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第4代将在今年秋季的中共16大后全面接班这恐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不管江戏届时退也不退,或想出任何贪权恋位的招数,他是没有办法阻挡这种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我们假定胡某已在16大全面掌控中国的最高权力,他会给中国未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希望是民主的方向,但是据近年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则显示它极有可能是法西斯化的方向。雪某简单地列出几条供各位参详。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
99年的炸馆、去年的撞机和最近美国宣布可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7国动用核武已经在中国国内的青年当中形成了强烈的反美情绪,这在中国的各大网站尤其是军事网站上不难看到。如果说网站还是虚幻的世界,网民可以自由发泄而无需负责的话,老夫则有一件亲历的事情可以为证。前些时候在国内某售电器的鸡毛小店购物,背后听得有人不知为何破口大骂美国,说要好好教训一下美国,它太狂了!老夫回头一看,是二位不足20岁年轻的店员在闲聊。雪某相信这二位青年绝对是发自内心的话而不是在表演。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公车、出租上面还可以经常听到。
德国纳粹思潮兴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找到一个压制德国的强大敌人──凡尔塞条约,希特勒利用反凡尔塞条约将德国的民族主义变成了纳粹的工具。环顾天下,目前只有宣扬民主自由的美国可以充当压制中国强大的“凡尔塞条约”。
中共极权政府最为恐惧的敌人就是美国,其煽动仇美由来已久。邓小平掌政后因经济改革的需要,仇美暂时得到抑制。江泽民掌权后,传统的仇美宣传开始升温,在99年的炸馆事件和9.11事件中达到高峰。不久前有文章谈邓小平赋予胡锦涛的秘密使命是消灭美国,不管这种说法有多少玩笑性质,从中国目前民族主义的狂热之中,中共第4代的确有把中国带向法西斯的道路的可能,至少可以利用民族主义的反美情绪以避免政治改革的危机。
传统产业的危机
最近大庆、辽阳的工运和李昌平的新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很引人注目。前者反映中共传统的社会基础工人阶级的觉醒,这种觉醒与以往不同的是工人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他们的掠夺要大于资产阶级的剥削,这种力量的继续发展下去应该很清楚,工人运动将走向反社会主义或法西斯化的道路而不是马列邪教所鼓吹的共产主义道路;后者是体制内小人物对中共基层政权的观察,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亲身经历指出中共农村基层政权的流氓痞子化和癌症化。这二件事情合在一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传统产业危机深重的表现。
大量失业的农、工是传统产业危机的直接承担者,他们身上酝酿的能量如果加以组织,爆发起来将可以摧毁一切。目前人们看到中共政权有什么良好解决的办法吗?没有。从工业上看,中国进入WTO之后,能够吸纳大量劳工的传统工业在国际竞争面前等于就是死亡。朱熔基吹嘘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实质是以牺牲大量中老年或低技术劳工为代价的,在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下,中国政府的这种残酷已经超出了劳工忍受的底线。从农业上看,农民的问题更糟糕,大量失业的农民除了找工作艰难之外,还有一个身份歧视问题。目前失业工人和农民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除了社会发生重大灾变之外,基本都被堵死了。老夫碰见过好些民工都纷纷表示希望打仗,特别是些年轻人。可以想见如果政府发动的战争能够为他们带来就业他们是一定会支持的,他们也一定不会去问一下战争有什么正义和不正义的。就好象德国的工人阶级感谢希特勒一样。
中产阶级的扩大和权力垄断的危机
最近香港的《广角镜》、《信报》等报刊都纷纷载文谈论大陆的中产阶级的壮大问题,认为中产阶级的保守性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因素。这实际只说对了一半。
中产阶级的另一面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从德国的情况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它的中产阶级数量就已经达到总人口的36%(Grebing,Helga:《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Stuttgart1986,p.190)远远超过中国目前的水平。他们的特点是往上爬,害怕动乱(民主)落入贫困,最希望在政治上求得保护。但是魏玛政府的文官集团多半是普鲁士贵族成员,政治通道基本被魏玛的所贵族占满,这使他们倒向了纳粹。他们尤其是青年愿意看到希特勒上台使他们能够分享权力。
中共垄断权力已经50余年,在其体制内部有一整套逆向淘汰精英的晋升制度。也就是说,干部从历次运动得到了实行保守主义的教训,在没有大的运动时,官员的升等只能靠逢迎和手段,目前大陆官场普遍出现的假数字、假学历、假政绩和无操守就是证明。由于没有多党的竞选和传统的科举选拔,体制之外的大量精英和青年人(这些人应该是中产阶级),没有机会进入权力机构,这个局面与魏玛共和国的情况有些相似。他们会长期呆在体制外吗?大概不会。组织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或者在中共内部支持有法西斯倾向的第4代政客应该是他们的天然选择。
技术官僚的灾难
中共第4代以技术官僚为核心是笃定无疑的,这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政治又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它最可能导致国家出现法西斯化的灾难。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官吏的选拔任命是以“德”,这个“德”无论用什么词语来定义,其核心是要求在君权(天道)和民生(人欲)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替天(君)行道的人文关怀总是士大夫们行事的起点和终点。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平等与自由,无论事实怎样,程序公正、形式公正是不能放弃的底线,政治领导人物也就多由法律、商界人士担当。技术人员则是一种牺牲其他的方面利益,以追求更高、更强为目标的梦幻主义者。用德国的历史学者梅尼克(F.Meinecke)的话说,他们是取代智人的强人。纳粹的许多领袖都是技术官员,他们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从不向左向右看一眼,一旦需要,可以狂热地投入任何具体的理想事业变成偏执狂(《德国的浩劫》第5章)。中共的第4代官员多半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看黄皮书、灰皮书长大,有技术的训练和理想的狂热,这正是引导社会法西斯化之源。因为任何技术上的成功都会被用来加强民族沙文主义,最新的例子就是最近中国第3次无人飞船的成功后江贼民的讲话。
言论和宗教自由的阙如
这是中国的老问题,只是目前又有新花样。3月21日《南方周末》撤版,将中国青年基金会违规操作的事件的报道换下,这一事件的曝光反映出《南方周末》触动了第4代胡锦涛的禁区遭到封杀。
言论要政治正确是纳粹国家的新闻法所规定,这也是共产专制、纳粹专制最一致的地方。《南方周末》的事件只是提前告诉人们,对胡锦涛等第4代的政治改革期望已经落空。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当年纳粹选择了犹太教进行迫害,这种迫害也促使德国走向发动世界大战的不归路。目前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一再升级,手法与当年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没有什么两样,即对法轮功的信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这种宗教或者说信仰迫害是中国社会法西斯化最为典型的特征。
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
经过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大陆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这在自先秦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朝野之分,在朝者都有批评皇权的话语权,更不用说在野的知识分子了。中共篡政后,首先把知识分子纳入体制内然后在“原罪”的定谳下面几次进行集体的消音,目前朝报、邸抄和一切官方文字已经看不见不同的政治声音。
中共的这种成功地对知识分子的阉割使社会在滑向法西斯道路时丧失了预警系统。梅尼克说希特勒用了最为恶毒的“原罪”“良心迫害”的手段使反动派失声。在纳粹上台前,他曾问过反对党的负责人,是否要投反对票,那人说,这样做就更糟糕。因此他们因为恐惧而违背良心,结果使德国一半的人被教育的蛮横无理,一半的人变成懦夫(第11章)。从反右、文革、6.4到反法轮功,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这样的社会在民族主义兴起之时不走向法西斯化那才是奇怪!
军人政治
罗马帝国有句名言“exercitusfacitimperatorem”,即军队里面出政权,熟悉毛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不是感到耳熟?这也是在德国普鲁士政治中被奉为圭臬的东西。今年中国的人大会议继续追加中国军队的国防预算,是要干什么,除了为战争做准备没有其他好解释的。
中共的军队目前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普鲁士的军官团。为改善自己的地位,他们最好的选择是战争,所以社会的法西斯化最符合军人的利益。
经济危机和流氓政府
中国目前经济状况的表面繁荣和中共政权的流氓成性是众所周知的,它的潜在危险就是社会不能通过理性的政治改革来解决问题,而是有依靠走向法西斯化来摆脱危机的倾向。
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当时的德国具备发动战争的实力,庞大的失业人口可以提供充足的兵源,民族主义的情绪高涨有发动战争是思想准备,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危机可以提供战争的借口,而尤其重要的是国内处在经济危机的边缘,这一点可以参看何清涟的文章。这些问题在民主政府中是不难找到解决办法的。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共政权是一个流氓政府,没有人可以预测它在经济危机到来之时会采取什么理性的手段,社会全面法西斯化的可能性相当的高。
中国目前虽然加入了WTO国际组织,可以遵守经济方面的协定。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的德国的法西斯化在经济上也完全是遵守规则,而只是在公共道德方面不遵守任何国际承诺(参见英国史学家泰勒(A.J.P.Tyler):《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NewYork1966,p.105)。中共在签署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后仍然肆意违反,但是在经济条约上面尚按照规则行事,具有典型的法西斯政权特征。
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政治绥靖
中共政权的邪恶在1989年6.4曝露地最为充分,13年已经过去,西方有哪个民主国家拒绝和中共打交道?一个也没有。美国倒是一直在联合国的人权会议上提案谴责中共,不料自己倒被赶出了人权讲台,今年才返回。这种对中共的政治姑息与当年西方的慕尼黑协定姑息希特勒没有什么两样,它只会诱使中共的第4代领导把中国拖向法西斯的轨道。
台湾问题
梅尼克说德国的悲剧很大程度不是德国文化的必然产物,而是偶然的产物。泰勒说二战也不是希特勒的时间表上的必然,而是各国政治家们的错误引诱所致。在今天的中国和其外部世界,使中国进一步法西斯化的这二种情况都是存在的。
所谓的偶然性雪某认为无疑是台湾问题。今天中国可以挑起国际事端的有多个,中印边界、中越边界、中俄边界、中缅边界、中朝边界都有大量被中共政权拱手送人的土地问题,加上钓鱼岛。但是这些边界问题一旦挑起之后,它可能曝露中共早期割地媚外的丑恶于政权巩固不利,相比之下,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偶然”。胡锦涛上台后中共政权的全面法西斯化,打台湾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目前小布什声称要协防台湾是中共不能逾越的障碍,因此可以猜想,胡锦涛下月赴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将是对他的一大挑战。
中国的法西斯化将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王立雄氏所描绘的核战争恐怕只是其中之一,最为根本的还是中华文明的彻底毁灭。中国是否无法避免法西斯化,仅从目前的中国大陆还热衷封网、封杀任何反对声音的做派上以及知识分子的麻木上还看不出有避免法西斯化的可能。怎样才能避免中国被中共邪教政权推向法西斯的深渊,除了在中国实行言论自由、建立制衡权力的民主制度没有其他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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