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由时报》社论：切勿为中国经济繁荣的表象所惑

尽管中国在政治上采取强力压制手段，一切危及政权统治的行动皆会遭到镇压，但是中国社会近年来却不断传出群众抗议事件，而且，群众抗议事件已由法轮功之类牵涉宗教信仰扩散到工人罢工的经济范畴。信仰是人的精神粮食，经济则攸关人类物质生活最基本的生存权，如果这两个领域皆已引发民怨，进而不断爆发群众运动，政权恐将岌岌可危。为什么这些中国的群众抗议事件，值得我们关注？这是因为台湾内部有关中国政策的争议辩论，正反意见的立论基础都脱离不了对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评估。赞成开放的中国政策的一方，看好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把中国视为一个未来全球最大的市场，于是就出现所谓“现在不去中国就来不及了”、“我们不去，别人会去”之类的论调。而主张审慎保守的中国政策的人，在冷静观察中国二、三十年来变化的本质之后，了解这些变化只是假象，因此，并没有罹患人云亦云、不可救药的中国妄想症。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些事件来了解中国的本质，就可以拟定出完善的中国政策，更可揭穿国内那些中国啦啦队的真面目。

“国际化”与“开放”是一体的两面，而台湾以经贸立国，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国际经贸体系存在，台湾的经济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然而，从一些实际的数据来看，如去年台商对外投资有七十％以上是到中国，台湾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达二十％，以及台湾资金流入中国约有千亿美元，等于近十年来台湾所赚取的外汇都已间接转手给中国的情况下，国际化在台湾实际已与中国化画上等号。也就是说，台湾多数企业的海外布局，其实只是中国化，哪有什么国际化？问题是，如果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中国的市场将成为台湾企业的应许之地，那么台湾企业的中国化倒也不必忧心；然而，事实却非如此。中国经济的荣景只是表象，不但持续成长的力
道令人质疑，其潜藏的问题更不容轻忽。

中国官方统计去年的经济成长率达七点三％，可说非常耀眼，然而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一向不具有公信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梭罗就曾质疑，中国估算经济发展的方式，是由各地方首长自行呈报所统计的结果，而地方首长为了巩固政治地位，必然会虚报经过美化的数据；他更一针见血指出，依据中国官方的一项报告，目前占中国地理区八成五的乡村地区，经济状况仍然呈现零成长，如果全国经济还要出现七％以上的成长，仅占一成五比率的城市地区岂不是要维持四十％的经济成长率？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曼（Paul Krugman）当年在分析“亚洲奇迹”时，指出亚洲的
成长主要都依赖“投入驱动”，而非“生产力驱动”；换言之，经济成长的动力系来自资金源源不断投入，而非生产力的提升。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便如黑洞般吸入了大量外资，这些资金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以去年为例，中国吸收的外资即达六九一点九亿美元，几乎囊括了绝大部分的亚洲外资，可见其“投入驱动”式的经济发展本质，而一旦外资后继无力，中国经济发展势必停滞，成了明日黄花。

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引发许多问题，诸如城乡、内地与沿海的差距，贫富悬殊，农村高达近二亿人的过剩劳力，以及被认为最具爆炸性的国有企业问题。《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章家敦指出，中国核心问题在经济，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国企。国企是中国工业生产力的骨干，而且至今仍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企业与雇主，但是它的经营效率不佳，年年严重亏损。以一九九八年为例，中国宣称国企获利四九○亿人民币，但这数据并未计入政府高达一五○○亿人民币的补助款，因此实际上是亏损了一○一○亿人民币。而且，国企本是仰赖政府补贴，现在中共推动国企改革，要求国企必须自负盈亏，但政府的补助虽然减少了，却变成银行对国企进行政策性贷款，国企仍然拥有变相的补助，而此举对于逾放比估计已高达五十％的中国银行，无疑是雪上加霜。现在国企已是中国的烫手山芋，不改革只有坐以待毙，改革则必然造成大量裁员，又将引起烈焰般的民怨。中国官方统计，中国现有的国企下岗工人人数有五百万之多，而辽阳市与大庆油田的劳工抗议事件，正是见微知着，一叶知秋，反映出中国国企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中国的经济千疮百孔，绝不似外表所见的光鲜亮丽，台湾社会必须不为其表象所迷惑，如此则官方才能定出正确的中国政策，企业才能审慎评估投资计画。遗憾的是，台湾的特定企业固然充满了西进的急躁情绪，而执政当局也一样被中国热冲昏了头，不再冷静思虑政策，而且抗压不足，一有外在压力，即放弃理想的坚持，开始合唱起官商同欢的快乐颂，携手为中国打拚经济，真是让人无言以对，不知今夕是何夕。中国爆发工潮，吾人不必幸灾乐祸，但是也不能忽视此类事件的重要性，应该藉此深入探讨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本质，才能让台湾避免将中国化当成全球化、国际化所带来的潜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