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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打假”官员的困惑:打假人不少假货照样多

 2002-03-15 05:3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20世纪90年代大学毕业以后,我进入了一个省级工商局,职责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打假”。做了数年公务员,如今又到“3·15”,心里有一些话想说。

当年,同进工商局的同学还未离开大学校园,就提前到单位报到,然后穿着蓝色的工商制服在学校操场、餐厅等人多的地方晃荡,以吸引更多的目光。“毕竟工商局是个不太容易进的单位,‘打假’又能替老百姓办些事。”初出校园的我们这么想。但几年后的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爱在非工作场合穿制服。制服大多数时间放在办公室里,同事们上班来的第一件事和下班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更衣。

进了工商局,我才明白,我们这些从学校毕业的有个通称---“大学生”。这个名字是相对于“部队转业干部”而言的,这两个人群在目前工商局官员中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有个现象,越往地市级、县级,“部队转业干部”的比重越大,好像越吃得开。“大学生”和“部队转业干部”经历不同,双方观念上好像总有些疙瘩。带我的“师父”是个精干的“部队转业干部”,我们彼此总是直呼其名。印象中,他带我处理的第一个案子是关于早市上的蚊香。

那天刚上班,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更衣,一个老头就闯进办公室(不知他是怎么通过门前的警卫进来的)。他说他在早市上买了蚊香,让我们看看是不是假的。卖蚊香的小贩被他揪来了,在楼下等着。办公室里,师父在两人之间调和,最后以老头退了货了事。我们摊开的处罚决定书上一字未写。

师父指点:“这事下个处罚决定书?还不够那纸钱。按理,也犯不着省局管,既然老头上门了,你也不能轰出去。”我逐渐明白了---现实的“打假”有太多现实的做法。

每年“3·15”,常规的做法是上街咨询发宣传单。找一个热闹的地方,围观的人最好不要太多,也不能太少。挂一条横幅,摆一排桌子,准备几摞印好的法律条文,还有高音喇叭。临时从各个科室抽调的几个穿制服的官员,面前摆几个珍藏的假货样品,咨询开始了。电视台拍完领导讲话和亲自发资料的镜头后,总有几个画面---戴大盖帽的官员拿着瓶子眯着眼看真假。每看到这时,我们总乐:“他肉眼真能看出假货?”“打假”的人都知道,要确认是不是假货,有一些法律程序,有些假货质量比真货还好。就是专门“打假”的官员,没有真货厂家的配合,也无法确定是不是假的。可怜那些无辜的宣传资料,被一些人取走,没几步随手就扔了,因为要看懂不太容易。翻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全文,甭说一般老百姓,就是工商局的官员中,懂这部法律的人,也是极少数。“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没有比这更好的做法?”我们中一些年轻人有时在想。

传统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每年一个年度工作计划:今年要发动几个战役,进行几次专项斗争,几回集中治理。时间有选择,多集中在一些重大节日。程序大致相同:起草一个文件,一级一级转发。首先是宣传阶段,接着是研究部署执行阶段,接着是检查,最后是总结汇报。

写总结是项重要的任务,初稿一般都交给一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内容是程式化的---一说领导重视,实例说明;二说成绩,大致是这样的:这次出动了××人,××辆车,检查了××家单位,查获了××起案件,其中立案××起,结案多少起,罚没款××××元。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一定要比上年有增长,还要举一两个事例说明;三说效果,如××单位送了锦旗、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四写不足,有待下回提高。有时需要领导上个高度,总结出4个“一把抓”、5个“高度统一”等理论层面的东西。

说个小插曲,有一年单位办了一个成果展,汇报打假成绩,用柱状图表示。图一出来,领导生气了,原来这年的统计数字比上年少。领导亲自动手,剪纸补上。

说实话,有时能够查获一个大案,是每个参与者高兴的事。

但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几乎所有案子都有人托关系说情,案件越大,好像出面的人物也越大。

就是下了处罚决定书,执行也是一个问题。有的地市曾经搞过罚没款办案人提成,最后被上边制止了。这是个矛盾:罚没款给办案人提成,于法于理都不对。可是不这么做,又影响办案打假的积极性问题。“瘦肉精猪”出来了,媒体说过:“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了一头猪。”今天,中国的“打假”也是同样的问题---中国有权“打假”的政府部门太多了。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国外行业协会出面组织的“打假”知识培训。满屋子的“大盖帽”,工商局、公安局、技术监督局、海关、管种子的农业局、卫生局……不仅老外分不清楚,就连咱们的官员也互相问:“你们的制服原来是这样的呀。哎,我忘了,你们是哪个局的?”

今天到底谁在打假?在政府部门中,每省都有个协调性的“打假办”,设在工商局或者技术监督局。一直闹别扭的工商局和技术监督局曾经有一个分工:工商局管商场等流通领域的假货问题,技术监督局主管生产环节的假货问题。细心的你会发现他们经常在电视上通过“打假”而“打架”,互相进入对方的地盘。而在工商局的内部,消保科、经检科(公平交易科)、执法队、商标科都有权插手“打假”。要求“打假”的一些精明的企业,进这个办公室不行,就进另一个办公室咨询。找技术监督局谈不成,就找工商局再试试。

我有一个同学,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读经济法学博士学位。他曾想做一个关于“查获的假货去哪里了”的调研,结果难度太大,不了了之。“我们拿钱养活了你们这些公务员?为什么假货还这么多?”一个企业负责打假的工作人员不客气地问我们。我无言以对。

老百姓和企业希望假货越来越少,权益得到维护。面对现实,作为一个还算有点责任感的年轻公务员,我总觉得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问题出在哪里,谁能告诉我答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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