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梦的现实与荒诞

　　作为国内驻瑞士某机构工作人员，文强两年前去的瑞士，在解释自己关注此事的初衷时，她特别向记者提及这样一件往事:“出国前，一位家长托人找我，要我帮孩子带点钱过去，说孩子在那边学酒店管理。带着几千美元和家长沉甸甸的期盼，文强来瑞士见到孩子后，却发现真实情况与母亲的描述差距太远。孩子也显得很无奈:“告诉家长有什么用呢？”“其实这里的许多学生不愿回去面对父母、拆穿谎言，可是在这里又真的学不到什么东西。实际上很多酒店管理学校都是劣质学校，他们是专门给中国打造的。”文强说，她遇到的一些中国学生，上了几个学期的课，英语却还听不懂几句。

　　“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呼吁社会来关注一下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处境很不安，甚至处在危险状态。”文强在越洋电话里的语气有些急迫。在瑞士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是，2001年春节前后，洛桑某酒店学校的一名男生，不堪生活和学习的巨大压力，投湖自杀。同年3月，洛桑某酒店学校倒闭，12名中国学生流落街头。8月，卢塞恩附近某酒店学校两名来自上海的学生在湖中游泳时溺水身亡，其中一人年龄不足18岁，一个孩子的父母双双下岗，是跟亲戚借了许多钱来的。

　　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这股势头有增无减。“两年前，有一所学校因为‘骗’而有名，学生100%来自中国大陆，当时只有200人，现在已近400人，听说在国内还设立了办事处，甚至还参加了某城市的国际高等教育展。在国内招来的学生源源不断。”

　　目前在瑞士酒店学校中究竟有多少中国学生，没有人能够说出一个准确数字。据报道，以中国学生为主要生源的酒店学校有20余家，保守地推测，学生人数至少在2000人以上。

　　近年来关于瑞士某些酒店学校的报道从未间断，但为何仍有人如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地求学？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前教育参赞张祖望直接了当地说:“原因很简单－－瑞士的签证很好拿。”“美国去不了，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难去，瑞士一些酒店学校不要求英语成绩，只要肯花钱就行，自然人去的多。”有的如意算盘是把这些学校当作跳板，借此转往其他国家。还有一些孩子和家长的想法是，即便去不了其他国家，在外边“镀金”回来，也会为孩子找到一份好工作。教育部出国留学服务处的一位工作人员一言以蔽之:“许多家长和孩子已经到饥不择食的程度。”

　　四达出国留学咨询公司专门负责赴瑞士留学的胡雅萍经理告诉记者，近来年去瑞士留学“有突发趋势”，虽然许多酒店学校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英文基础”，但“测试是委托中介机构进行的，没有专门的标准，”这种测试能否真正起作用，不难想象。胡雅萍认为。近几年来，“出国中介”已成了一个有巨大利润可图的市场，谁都想从中赚得一笔。凶杀案出来后，四达公司的对口学校马上发传真，声明非本校学生所为－－看来，中国市场的确受重视。

　　张祖望参赞介绍说，瑞士所有的酒店学校都是私人性质，办学无须审批，也没有主管部门，任何人只要有钱就能办，办不下去就倒闭，办学纯粹是个人商业行为。通俗地说，“就像开商店一样”。目前，瑞士有30多所酒店管理学校，是由一个民间行业协会来管理的。在当地法律范围内，政府并没有管理私立学校的义务，成败取决于教育市场。

　　但是将瑞士所有学校“一网打尽”，显然也有失公平。此里农布的个人经验则是，在瑞士两年的旅游管理的学习经历使他受益匪浅:“瑞士和云南有许多相像之处，有雪山、高原。瑞士在现代文明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上，确实有许多独到之处，完全可以借鉴和推荐给云南。”此里农布说，“我清楚知道自己出国的目的－－是实现人生梦想的一部分，我不是为了出国而出国。”如今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德钦办公室工作的此里农布说。

　　“这两年，看见中国人的钱好赚，那边生出了许多学校。说它们‘非法’并不准确，因为按瑞士法律规定，只要经过注册的就是合法，但注册很容易。有的学校实际上就是一座房子，妈妈是校长、女儿是老师。”北京四达出国留学服务公司负责瑞士留学的胡雅萍女士说.

　　“很多家长认为，对孩子负责任的表现，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送出去。这实际上加重了孩子们的心理负担。他们在外面再怎么不愉快，在家长面前也只能报喜不报忧。”张祖望一语道破:望子成龙的急切心理为国外形形色色的“克莱登大学”创造了市场条件。

　　一言难尽的教育困境

　　1月18日，杨宝元坐在编辑部，向记者讲述了他女儿的遭遇。杨宝元的女儿杨爽原在北京某私立中学读书。1999年9月，杨爽从学校带回一份招生简章，称学校可以免费为学生办理赴加拿大留学手续。

　　“说句老实话，孩子的分数要想在国内上所大学不太容易，再说家里也有这个条件，我们报了名。”除去必要的银行存款证明不算，杨先生将16万余元交给学校，作为在加一年的费用。去年3月，签证终于办下来，本来说好8月启程，可7月的某一天，"学校紧急开家长会，说赶紧走吧，再不走就出不去了。我特纳闷－－我们是光明正大去上学的，怎么整得像偷渡似的。”11个孩子结果“非常狼狈”地上了飞机。杨先生事后知道，学校本来允诺联系的是加拿大莎蒂斯中学，后不知为何转到了台湾人办的某学院，学校意欲打一个时间差－－拿着莎蒂斯中学的邀请函得到签证，目的却是另外一所学院。

　　到了该学院后，杨爽发现所谓的“学院”其实只是一个英语培训班，只有半天课程，其课程内容对申请大学不起任何作用。此时宿舍发生了盗窃事故，“孩子打电话来，告诉我每天都背着护照、银行卡上学，‘挺害怕’的。我心里不是滋味，决定给孩子转学。”原本答应可以自由转学的私立中学，此时却拒绝了杨先生退钱的要求，经过一番交涉，只答应退6个月的生活费，约2万人民币。“这意味着孩子呆了3个月、花了14万人民币，这不是天价嘛！”

　　与学校协商无果的杨先生决定将其告上法庭。但还有更多的孩子“前赴后继”。据杨先生了解，“(从该校)后去的十几个孩子更惨，学校只有100多平方米，连半天学都上不了，交了学费之后爱干嘛干嘛，整个是交钱买个在那儿混的身份。”

　　对自己遭遇的反思，杨先生说除了对那所私立学校太轻信外，并无其他。“我们是传统意识比较浓的人，总想着孩子应该受过良好教育之后再出来面对社会。”因此对“送孩子出去读书”这一点，他坚信“没办错”。但杨先生的另外一番言论着实令人震惊:“中国的教育能力太不足了，我们是被‘逼’着出去的！谁不知道北大、清华好？我也知道北大、清华的教育并不比国外差，但有几个人能进去？以我女儿的成绩，大学的门还进不了，更别说好大学了。从根上讲，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自己的教育制度。”

　　网上一位与凶杀案中17岁的凶手来自同一所学校的的网友言辞激烈地说:“家里拿了好多钱出来，为的是我能有个好前途。在国内我没能考上本科，专科我也可以上，有什么用呢？本科学生毕业了连个工作都找不到，何况专科呢！谁都有理想，都想有好发展，遗憾的是中国不是这种年轻人成长的好环境，没有学历你什么都不是。”

　　这些观点在教育学者余闻那里或多或少地得到了验证。余闻介绍说，虽然国内经过几次扩招，2001年高校的入学比率已达11%、并预计在今年扩大到15%，“但反过来说，仍有85%有孩子上不了大学。因此，一部分人转到海外接受教育顺理成章。“这些孩子的特点可以大致归纳为，学习成绩不拔尖，家境不是太差。另外，独生子女的增多，更使得家长把全部的赌注都压在“出国”上。

　　余闻向记者介绍说，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出现老龄化趋向，适龄人口中上大学的减少，这个问题在日本、澳大利亚乃至欧洲都普遍存在。国外许多大学都是私立大学，它们同样面临着一个“经营”问题，缺乏生源即面临着生存危机。于是他们要开拓海外市场。另外，有研究表明，留学生市场对一个国家经济的促进也起很大作用。除了向学校缴纳学费外，租房、吃饭，包括上学打工期间提供的廉价劳动力，都刺激了经济增长。

　　现在国外的许多学校热衷到中国办教育展，“用我们的行话来说，这叫教育贸易，也是教育产业的一部分。但是真正的好大学不存在生源困难问题，选拔学生的标准依然很严格;相反，一些不怎么有名、生源有困难的大学，惟一的指标就是钱。这样与国内的需求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