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二子，仕途受挫

中共“儒将”陈毅的四个儿女

陈昊苏是陈毅之妻张茜所生四个孩子中的长子。据史料记载，陈毅在一九四零年与张茜结合已经是他的第二次婚姻。前妻一九三七年死于战乱。
一九四二年三月，陈昊苏生于当时新四军的苏北游击区；次年九月，张茜又在淮南黄花塘生下次子陈丹淮；四六年七月，陈毅的幼子陈小鲁降生在中共当时的山东解放区；一九五一年九月，陈毅的小女陈姗姗生于上海。
陈毅的三个儿子都是根据其出生地取名的。因为陈毅早就想要个女儿，所以为“姗姗来迟”的女儿取名陈姗姗。
陈昊苏一九六０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大学三年级时加入中共。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过第七机械工业部研究所某研究室副主任。后来又穿过一段军装，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所任过几年战史研究员。
陈丹淮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根据他父亲的旨意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军事部门工作至今。任军级干部。
小陈丹淮三岁的陈小鲁本应六五年高中毕业，但因为中间患肝炎病休学一年，六六年在北京八中临毕业时赶上“文革”，不幸成了所谓“老高三”的牺牲品。
陈姗姗在“文革”开始时也是个中学生。一九六九年参军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当了一名卫生兵。七０年被选调到石家庄军医学校学习，七四年被外交部选派出国学习。后来曾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
从陈昊苏遗留下来的一些家书和他儿女们的回忆录中看，陈家四兄妹从小接受了很严格的家教。陈毅曾写过一首题为《示儿女》的诗，告诫子女们“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不要空言不事事，不要近视无远谋”。
近十年来，大陆回忆陈毅的文章和书籍举不胜举，其中自然全是赞美之词。故对其中内容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但陈毅的家书应该还是可靠的。查陈毅家书，其中有一封是专门回复陈昊苏关于买冰鞋的请求的。
陈毅在信中说：“冰鞋你兄弟一人可以各买一双。姗姗还小，明年再买。”
由此可见陈毅的家教是真的严格。
另外，因为陈毅夫妇自己就十分注重文化修养，前半生虽然戎马倥偬，后半生陈毅又当了元帅，但夫妇二人从来以文化人为自豪，平时也愿意结交文化人为友。
查国民党在六十年代中出版的《中共名人录》，也介绍陈毅“为人沉毅坚忍，外表庄重而长于肆应，为诸匪酋中一多才多艺人物，故在匪军中有‘儒将’之称。”
所以，陈氏四兄妹在父母的影响下都十分刻意在提高自己的才学上下工夫。

陈毅对长子最寄厚望

陈毅夫妇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给陈毅的大哥，重庆文史馆研究员陈孟熙的信中说：“弟大儿陈昊苏入科技大学已二年，学习进步。此子将来可望成器，老实稳重，能替小羊(陈小鲁的小名)补功课。二儿丹淮入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近有信来也算不错，让他当军人，总以远离为念。小羊肝炎休一年，近来好转，今年下学期可望复学。此子不及大、二儿聪明，也许年幼之故，张茜教导甚严。姗姗耍心太大，由于年幼之故，张茜督导更严，近来有转变。”
字里行间可见陈毅对陈昊苏寄予的厚望。据回忆录记载，一九七一年底陈毅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同前去看望他的王震商量陈昊苏和陈丹淮的婚事。
打倒“四人帮”以后，陈昊苏先后当选为全国第四、五、六届的人大代表，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区委副书记等职务。一九八四年，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化、艺术、教育、卫生。
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全国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实行对党的中央委员在大会主席团的候选人名单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虽然中共高层对参加会议的党代表们一再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珍惜了自己这点有限的“党内民主权力”。结果，本来被定作政治局委员的邓力群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就被淘汰出局。
一个多月以后，北京市召开该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事先决定在选举方法上效法中共十三大。 在此之前，出于对当时群众普遍反感“太子党”的分析和考虑，陈昊苏很知趣地不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北京市委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上。于是他接受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建议”，前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任副部长，主管电影。
据说薄一波的公子薄熙成也是出于同他一样的考虑，向李锡铭和陈希同表示不参加第六届北京市委常委的竞选，宁可继续“屈身”在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位子上。

从选举的结果看，这两位“太子党”成员的明智之举使他们免遭了一次仕途受挫的打击。大会代表们果然是出于对中共高干子女普遍高升的不满，而使陈云之子陈元在市委委员的差额选举中名落孙山。
事后也有人分析说：当时的大会代表就是由于对候选人名单中有陈元而没有陈昊苏不满，认为陈昊苏在北京市工作期间给外界的印象比陈元要好，现在调任广播电影电视部是“明升暗降”。所以，“虽然我们没有权力选陈昊苏，但有权力不选陈元”。
也有人说与会代表认为陈云活着，他的儿子就要高升，陈毅死了，他的儿子就不能受重用是“人死茶凉”。所以要利用差额选举的机会为陈昊苏出口气。

陈昊苏象他的父亲，“辫子一抓一把”

“文革”初期，陈毅曾对批判他的大学生说：“我陈毅，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不用费事，一抓一把。”
二十年后，陈昊苏同他父亲一样被抓了思想右倾的辫子。
笔者从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员口中听说：陈昊苏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的思想表现和公众形象都令李锡铭和陈希同不满，说他思想上向右的方面走得太远，公众面前谈吐过于随便，举止作派显得太不稳重。
两位北京市“父母官”对陈昊苏的这番评价当然无从证实，但笔者的确亲眼目睹过两次陈昊苏的公众形象。
一九八五年十月，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因为当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和何东昌、陈希同等几十名政要亲自出席，所以戒备森严。整个校园被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及北京师范大学保卫处层层设岗，唯恐领导的安全出了问题。
会前，政要们的专车鱼贯进入校园，在办公楼设防的北京师范大学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一是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二是对领导人的面目认不全，所以见是从停在楼前的汽车里钻出来的人就拱手相让，单单就拦了陈昊苏。因为当时他乘坐的祗是一辆普通的桑塔纳汽车，而且头戴一顶法国贝蕾帽，手里提溜着一只傻瓜相机，边走还边吹着口哨。中国人习惯的领导当然不是这副形象。
大会开始后，所有政要都在主席台上严肃认真地体现着领导人的威严，唯有陈昊苏没有片刻安宁。一会走到邓颖超面前拥抱他的邓妈妈，一会又台前串到台后地照相。整个会场上就显得他最忙。
就在这次大会上，赵紫阳如同二十多年前的陈毅一样，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贡献，并向人民教师鞠躬。
赵紫阳的表现与陈昊苏的形象自然同身着中山服，不苟言笑地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的何东昌、陈希同等人形成了显明的对比，给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第二次是在一九八八年。当时深圳市有关方面在深圳图书馆举行了一个文化讨论会，应邀在会上讲话的陈昊苏却给人“过份严肃、一本正经”的印象，讲话的内容也多是些陈词滥调，令与会者大失所望。笔者当即改变了原计划采访他的念头。但当时在场的《新观察》主编戈扬却对笔者说：“陈昊苏今天讲的还算比较‘解放’。”
也许是在政治淡化的特区，人们已经不习惯任何政治说教。所以陈昊苏那副在北京已经让人觉得很“解放”的形象同样表现在特区里，仍还是给人一种“紧绷绷”的印象。
由此看来，陈昊苏的所谓“自由化辫子”也只不过是对那些共产党内极端左倾的保守分子而言，与真正的自由派分子相比，他的诸多言论还是比较保守。这正是所谓“体制内派”必然具备的特征。
也正是这一点，“体制内派”的成员都是一时在党内遭到贬抑，一时又为异议人士所不满。可谓“两头不讨好”。陈昊苏似乎就是一个例证。

王蒙婉拒陈昊苏进文化部

一九八七年中，中共中央组织部即开始考虑调陈昊苏出北京市政府。先是准备将他调进当时还是由王蒙掌实权的文化部。但据说当中组部与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向王蒙正式提起这件事时，遭到王蒙的婉拒。王蒙先是说“这个安排有点突然”，然后又强调：“我们文化部党组已经正式向中央报了副部长人选，如果是陈昊苏同志来，要和党组成员通气。”
几天后，文化部党组讨论出了结果，先由王蒙和副部长高占祥向中央汇报，希望中央不要安排陈昊苏到文化部，理由是安排了陈昊苏，文化部党组自定的人选就无法落实，会产生不必要的意见分歧。再由于王蒙和赵紫阳的个人关系较好，随后王蒙又以私人名义给赵去了电话，汇报了党组意见，也谈了个人看法。
王蒙讲的大意是，陈昊苏还没有来，就已经在文化部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应，希望中央能够考虑文化部党组的意见。
因为文化部抵制了中共中央这一人事安排，所以才决定将陈调到广播电影电视部任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