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类似听证会，在国内已经不乏先例，包括若干成功的例子。
1993年，深圳市率先实行价格审查制度，形成价格听证制度的雏形，之后，全国共举行各类商业价格听证会二百多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60多次。2001年12月8日，广东省举行了春节公路客运价格听证会，公路运输部门、物价管理部门、专家代表和消费者代表等利益各方，共聚一堂，直接交流论证，最后，公路运输部门决定在涨价方案的基础上，把价格下调35%。不久前，福建省举行电力价格听证会，会上硬是将电力部门提出的调价方案当场推翻。
从国外引进听证会制度，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显然，对于这类听证会，人们联想得最多的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能否和如何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
以这次铁路价格听证会为例，能够面对公众，总算是一个进步。然而，听证会却暴露出一系列人为的痕迹，令人生疑。比如：参加听证会的33名代表，是如何产生的？主办方铁道部没有交代，代表名单也没有提前公开，各利益层次的代表性是否全面？代表比例是否合理？都是一个问题；对于至关重要的听证材料，也没有提前公开，连代表们本身都抱怨资料不全，说经营者没有披露“真实而全面的信息”。铁路部门公布财务成本时，只说春运期间成本增大的理由，却不提供客流增加带来的利润；听证地点在铁道部所属的铁道大厦，听证地点明显不中立；听证过程没有全程直播；听证时间显得仓促；听证会现场则显得斯文拘谨，过于有条不紊，很少辩论和冲突，很象是事先就安排好并审查过的发言，观众觉得“不过瘾”、“没意思”。
所有这一切，表明，听证会仍然与“官办作风”、“政治干预”、“黑箱作业”、“幕后交易”、等等名词，脱不了干系。一些参加听证会的代表，依然流露出根深蒂固的奴性。一位代表说“珍惜你的话语权”，在他看来，这话语权不是自己天赋的权利，倒是别人赐予的，受宠若惊，且感恩不尽；另一些代表在发言时，竟随时需要引用“中央首长”的话，作为自己论证的根据，似乎听证会也与“维护稳定大局”有着神秘关联；结果，听证会以大多数代表同意铁道部提出的涨价方案、即所谓“政府指导价格”为结论。
在小心翼翼的听证会之外，仅有少数头脑清醒的代表忧心忡忡地表示：听证会“流于形式、走过场，不仅使听证制度走样，更严重的是，以貌似合法的程序制订一些不合理的价格，会破坏(听证会)这一先进制度的推行和运作。”铁路价格听证会已经结束，春运调价方案还没有最后出来。但真真假假的听证会，所暴露出来的假民主假科学的痕迹，值得人们警觉；也说明，从西方引进的听证会制度，在中国，还远远没有迈上成熟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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