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真相

中共驻南斯拉夫使馆挨炸事件发生一个月以后，所谓“误炸”一说，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六月底，从中国大陆陆续传出了一些极微妙的消息。

首先，六月二十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战火中的中国武官》。按中国大陆的划分，这显然是一篇例行的“正面报导”。但这篇报导无意中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即当五月八日中共使馆受到导弹攻击后，中共高层最关注的是当时任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武官任宝凯的命运。

事实上，在使馆挨炸的最初时间里，除证实两个人已死亡外，共有十多人生死不明。但这篇报导说当时中共“有关部门”已经获悉任宝凯生死不明的消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对此十分关心”，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发出密令，“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找到任宝凯”。一直到当地时间上午八时多，才从废墟中找到已经受伤的任宝凯。送至医院后，中共异无异无寻常地要求南斯拉夫竭尽全力抢救任宝凯，并特别指明要求南斯拉夫军医学院配合治疗。四天后，任宝凯被专机接回，受到江泽民等人的接见。

中共如此关心任宝凯，显然与任宝凯的特别使命有关。外电曾有报导，自科索沃战争爆发后，中共解放军有一个十二人小组在大使馆内配合南斯拉夫对北约的作战。而这篇报导也披露，在北约轰炸期间，任宝凯等人经常是冒着炮火危险，穿梭萨瓦河大桥，监察贝尔格莱德情况。

这篇报导的作者，除了一位是该报记者外，另外两位是所谓的通讯员，应属军内，内容不会有道听途说之嫌。这篇报导从一个方面印证了美国军方的判断，即在中国使馆确实有一个军事小组，专门观察、了解、监听及研究北约对南的战争。中共以前，如海湾战争期间，都加派军队人员进驻土耳其、伊拉克的使馆，利用高技术设备监听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在盟军发动地面战争的前五天，中共就通过电子截收方式截获了有关情报。正因为如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共军事情报的活动历来是严加监控的。

中国大使馆之所以招致美国的导弹袭击，只能是一个结论，即中共的这种情报作业构成了对北约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美国在轰炸南斯拉夫过程中，最大的损失就是一架F一一七隐性战机被击落。美国情报部门判断，南斯拉夫并不具备这种防空能力，只能来自其他国家的帮助。美国具有很先进的军事通信能力，很快就根据电子波记录，查出中国大使馆内军事设备在击落隐性战机中所起作用的证据。

　　第二个消息，是中只解放军总参谋部部长姬胜德被调职。真正的原因只能是一个，即中共军事谍报作业在南斯拉夫受到严重挫折。

　　本来，中共谍报人员想当然地以为，由于有外交豁免权，美国对中共大使馆内利用电子设备对南斯拉夫进行情报支援无法进行干预。这种判断失误使中共大使馆内重要情报设备毁于一旦。中共谍报人员低估了美国的报复能力和打击的准确性，因此造成了巨大损失。

　　据透露，中共在此以前己经获得了大量北约空袭的电子资料，储存了相当丰富的作战参考资料，但统统被美国制导弹摧毁，而且能够进一步观察北约军事作战方法的重要设备也不存在。这显然使中共气急败坏，并追查有关人员的相当责任。

　　最近，美国政府官员对媒体公开表示，在使馆被炸事件中，死亡的叁名记者中，新华社的邵云环、光明日报的许杏虎均是中共情报人员（另一名朱颖是许的妻子）。而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于树宁在反驳这个报导时，所持理由则是，这两个人在科索沃战争中都写了不少有关南斯拉夫的新闻报导。

　　这种辩论是相当可笑的，因为所有当今的职业情报人员，都有掩护身分和公共专业。如上述两人不是情报人员，于树宁尽可干脆加以否认，不必画蛇添足讲他们写甚么新闻报导。事实上，中共利用新闻记者从事情报活动，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共驻外机构中的情报特务人员，有相当一部份就是利用新闻记者身分进行活动的。人们不会说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派出的记者都是情报人员，但说有相当一部份是特殊人员，则并非过分。

　　早在五十年代开始，当时的中共特务机构中调部，曾采取两个方式用新闻记者，一是在新闻记者中物色合适人员加以情报专业培训，然后派出国；二是将负有特定任务的情报人员，派往新华社国际部或人民日报国际部，进行新闻专业的培训（一般是一年半到两年），后再以记者身份派出国。

　　到八十年代国安部成立后，更出现了由国安部不经新华社、人民日报或其他新闻机构知晓，直接以这些新闻机构的名义派情报人员出国的反常做法。这种做法不但造成了新闻单位在管理上的困难，而且也使中共情报系统本身出现了混乱，新闻单位和情报部门为此形成许多予盾，一直闹到邓小平那里，最后由邓小平拍板，凡以记者名义派出的情报人员，应到具体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待熟悉业务后再行派出。这实际上恢复了五十年代中调部时期的做法。

　　但八十年代后，情报部门派出或物色的记者迅速增加，不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社、光明日报，而且其他级别或部门的专业报社，也涉入其中，这几乎是中国大陆新闻界人所皆知的内幕。有些记者为了达到出国的目的，也会主动要求为国安部服务。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当时的国安部长贾春旺，曾特地邀请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高狄一起吃饭，在饭桌上提出希望增加国安部在人民日报国际部派出人士中的比重，当时高狄一口答应。中共新闻记者大量地参与情报工作，其数量之多，可能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这样看来，科索沃事件中有的记者从事情报工作并不令人惊讶。

　　中共对美国炸大使馆的真正动机，当然心知肚明。但和美国一样，同样无法摆到桌面上来。事实上，正是中共比美国更急于了结此事。如果仔细观察六月中下旬来的形势发展，有些变化相当微妙。一、美国助理国务卿皮克林向中方通报美国有关调查结果时，中方虽然摆出强硬姿态，在第二天即通过新华社电讯稿，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政府的调查细节，口气相当正面。

　　这种反常的举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共重视的只是如何向国内群众交待。二、六月二十四，《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高层情报官员的话说，中央情报局一名中级官员曾经一再质疑北约预定轰炸的目标，但他的质疑并没有受到中情局高层官员和美军驻欧洲指挥官的重视，才导致使馆误炸事件。这种说法本身就建立在误炸基础上。但是新华社当天异乎寻常地转发这一消息，人民日报第二天立即刊登，用正面的口气称“美国出现新的说法”，主动地为美国“误炸”一说制造心理氛围。反观美国，人们不难相信，六月中下旬以来频频发出的“事出有因”的信号，或者就是出于当局的本意，或者是他们也需要面对国内人民的质疑：难道一个准备领导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头号强国，会笨到或粗心到利用旧地图随意去轰炸另一个强国的大使馆？

　　科索沃事件使中共不但在政治和外交上成了输家，而且在谍报作业上也添了一笔输账。种种迹象说明，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共近年来似乎处于流年不利的运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