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官员素质差距之主因 

二○○一年十二月中旬,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派出行政院秘书长邱义仁和陆委会主委蔡英文等,访问美国华盛顿。出人意外的是,他们的访问和演讲得到海内外媒体的普遍好评。但细究其原因,并不是他们宣示了什么突破性的两岸政策,而是他们的个人魅力和能力。舆论界对蔡英文的英文能力、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学位、四十五岁的年龄、以及温文尔雅的演讲,都给予了毫不吝啬的正面评价。其中的一大启示是,外交舞台的表演有时候演员比剧本更重要。

 由此,自然引发人们对大陆官员素质的审视,并比较两岸官员的不同素质。其一,双方的学历相差悬殊。台湾官员的学历大都是洋博士,而大陆则是土学士;其二,两者的年龄几乎相差一代。台湾官员大多是四十几岁,而大陆官员则接近六十;其三,两岸官员的英文能力不能同日而语。台湾官员的绝大多数是留美或留欧,而绝大多数的大陆官员则是“哑巴英语”,能读不能说。其四,双方的心态与语态截然不同。台湾官员在国际场合比较自信、儒雅、宽容,而大陆官员则相对强硬、褊狭和固执。如此不同层次的学位、年龄和素质的官员,如果是“窝里斗”、两岸官员还能战上几个回合,但一旦在国际舞台上过招,大陆官员就相形见绌。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大陆官员的素质、尤其是外交素质相对不高?其中的主要原因,其实与大陆官员的本人智商并没有直接关系,相反,两岸官员的智商很可能是不相上下。所以,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客观因素。

 首先,两岸官员的素质代沟是历史的悲剧所造成。当二、三十岁的蔡英文正在大英博物馆潜心苦读时,而二、三十岁的唐树备则在经受三年饥荒之苦和十年“文革”之乱,当全大陆民众捧着“红宝书”当圣经时,台湾社会正在经历经济起飞的奇迹。所以大陆的人才荒与多年的天灾人祸密切相关。

 其次,双方的人才差距与不同的政治生态有关。台湾已经进入民主选举时代,政府官员必须承受立法院这一“炼狱”的洗礼,由此逼使官员必须能说、敢说,而大陆的官员尽管也需要接受人大的“监督”,但大都是备而不询,或者只讲不答,根本不需接受人大的直接质询。长此以往,反应能力、应对能力和演讲能力出现“用进废退”的效应。

 再次,两者的素质差异还与各自的意识形态有关,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陆与台湾相比不是缺乏人才的数量,因为随着大批留学人才的回国,大陆的人才结构和人才资源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大陆方面只借重他们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长才,而在敏感的两岸和外交领域,仍然奉行当年张春桥的用人原则:“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充其量只任用一些留美人才提供政策谘询而已,如贾庆国、苏格等。这是中国古代只用“奴才”、不用“人才”的现代翻版。

 两岸官员不同的外交表现与各自不同的官场文化存在关联。尽管台湾官场仍然存在东方官场所固有的“拍马”文化,但官员本人存在对下负责的内在驱动,因为既有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修理,也有大众媒体民意测验的难堪。而在大陆,“唯上”、“唯书”是官场的定律,“不干不错、多干多错”则是为官的法宝。知而不言、干而不好,只是水平问题,但知无不言、干而出错,则是立场问题。记得诸葛亮曾对刘备说,您有多少胆略,我就有多少谋略。大陆官场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在两岸问题上缺乏胆略,死守“一国两制”,自然导致国台办的官员难有谋略。

 所以,当人们在感叹两岸官员存在“素质代沟”、“观念代沟”和“年龄代沟”之时,不能只能表面而又肤浅地责怪大陆的“演员”不佳,而应该从历史的悲剧、政治的生态、意识的僵化和官场的文化等客观因素去分析。很显然,如今的大陆并不是“朝中无人”,而是朝中不会、不愿、不敢用人。

世界日报

洪朝辉(宾州 西切斯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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