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的根源 刘洪波

学术界的新闻,并不全是“填补空白,攻克难题”一类的了。现在,如果有这样的成果,人们首先必然想到这成果的质地到底如何,是不是夸大其辞、无中生有、沽名钓誉。在腐败成为社会病的今天,学术未能免俗,这一次的斯文扫地,不再是“迫害”的结果。

不知有多少作坊在电线杆子上贴着“证件服务”的广告,其中提供各种文凭也许是最大的业务工作,这是假文凭。真文凭又如何呢,钢印是假不了的,但文凭所标称的水平是不是真的,也许就大有问题。不知有多少“科技信息服务部”,在报纸的中缝里售卖“轰动全球的新技术”,又不知有多少“大典编辑委员会”,给每一个愿意出钱的人颁发“论文特等奖”,这些都是假成果。真成果又如何呢,在“严肃认真的规则”之下,奖状证章后面也未必不是一根权力和金钱的链条。院士的评选中有请托的身影,厚厚的专着中也许没有几句话表达著作者自己的思想,论着上署名第一的作者也许跟论着毫无关系,堂堂皇皇的“学术委员会”,并不见得不给“
水变油”之类的东西发通行证。

综合社会各方面看,学术腐败即使没有走到前列,至少也没有失去当仁不让的雄心,这种“不拖后腿”的态势,在铸造“没有一个角落干净”的社会心理方面所起的作用,比起官场腐败、吏治腐败来,是更大的。无论古今中外,都存在着一种“政治是肮脏的”的观念,这种观念好也罢,坏也罢,属实也罢,不属实也罢,都使人对官场的腐败有着一定的“理解”,而学术,古今中外都被视为一块净土,学术标举着“追求真理”的价值,学人肩扛着独立的大旗,学林抬举着自由的牌匾。传统士人讲求名节大端,现代知识分子口称社会责任。这一块似乎天然干净的领地,在中国已毫无疑义地被腐败所征服。学者、专家、教授、博士、院士、科学家、论文、专着、成果等等名词,再也不能一说出来就令人油然生出敬意了,虽然据称这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

何止于此。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得学术从“生意经”开始,慢慢地陷落到腐败之中。文凭上盖章、鉴定会上举手,是多么便捷的生财之道,权势对于学术的操纵由来已久,而金钱向学术的攻击或学术向金钱的靠拢,没有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环境,将是多么艰难。对“两大尊重”的“财富化”利用,把“知识”与“人才”中那些值得尊重的因素剥离下来,就像听到假货的盛行,使人看到一个标有“茅台酒”的瓶子时,要首先验一验那是不是真货。

学术腐败的规模是不是“于今为最”,我没有专门研究所以不敢下断语。然而,我知道一个社会中普遍的腐败风气,并不见得一定会摧毁学术的尊严。国民党大陆统治的晚期,社会和政治腐败够严重的了,学术界倒也未见得腐败到哪里去,相反那时知识界成了攻不破的社会良心的堡垒,激进的呼号奔走,温和的独善其身,败类虽然并不缺少,尚不至于洋洋乎江河。那是物价腾涨“越教越瘦”的日子,金钱没有能够让知识界失去本心。那是一个枪口对准良心的岁月,然而即使有人喋血街头,知识界并没有变成奴仆,也没有自暴自弃。

最简单的推理,往往把学术腐败视为金钱作用的结果。而金钱之所以可以收买学术,又可以归结于“待遇不高”,所以解决腐败的问题,就归结于提高待遇问题。这是一种与腐败分子同出一辙的思路。拿手术刀不如拿杀猪刀,搞导弹不如煮茶叶蛋,是社会分配上的不公正。然而,今天拿手术刀的已经远非拿杀猪刀可比,搞导弹比煮茶叶蛋也光鲜得多,学术界是否就变得更加光明了呢?分配不公正的问题正在消失的同时,学术良心也在逐渐消失。“越教越胖”本不应该成为知识界的追求,事实也证明“越教越胖”以后,学术界人格与学术的平均水平并没有上升。如果“待遇”是抵抗学术腐败的法宝,那么待遇所增进的并非学术品格,而是收买的门槛
。何况我们已经看到,“越教越瘦”的待遇下,学术界的腐败并没有蔚然大观。“待遇”显然不是学术良心丧失学术道德败坏的必然条件。

学术腐败的根源,是学术的官场化。学术受到官场的影响,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可完全绝迹的。然而学术受到官场的影响,和学术直接变成官场的一部分,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一个学术界,学术规范的确立、成果评定的标准、学术荣衔的授予、学术职位的选聘乃至学术观点的走向,都不仅仅是对官场运作的模仿、搬用,甚至本身就是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研究人员、学术园地、学术机构和学术成果都被标定为某一行政官级,所有的研究都被限定在官场所首肯的局面之内,学术观点不是一种思想的产物而是官场观点的证明,这样一个学术界事实上就远离学术的精神了。无论是否有金钱的收买,其本质上的腐败的,匍伏于官场威势下的学术,是学术腐败的“高级样式”。这种样式下,“学术良心”和“治学道德”在形式上尚可保留,而最根本的精神防线--独立人格已经摧毁。

在金钱开始表现出强大的现实收买力的时候,完全官场化的学术就会迎来一个待价而沽的阶段,迅速地朝学术腐败的“低级样式”滑落。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官场化的学术使学术工作者(是的,这是有别于“学者”的一种人)失去对自己的思考与表达“负责”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他们的责任感。在皇帝时代里,士人还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命。在官场化的学术界里,学术工作者事实上不可能求真,所以也很难在工作中负载超越性的使命。高度的“现实感”下,“人生不过几十年”的幸福观,替代了“发现永恒”的幸福观。一个具有专业技能和较高智商的群体,在价值上与任何其他人没有区别地追逐个人现世幸福的时候,他们的收效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他们不仅做“儒商”时会获得巨大的收益,而且他们把“商”的法则引入“儒”的领域,把“儒”本身变成一种“商”,于是无论什么学术,无论学术上的什么事情,都不过是一桩买卖。

今天当我们说到学术腐败时,其实不过是指其“低级样式”。在这一样式下,金钱交易与黑幕操纵成了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而对在此之前的高级样式的学术腐败,一般还容易被视为“空前的学术廉洁”。事实上,是先有高级样式的学术腐败烂在骨子里,然后才有低级样式的学术腐败烂到表面上。低级样式的学术腐败,只是学术腐败再也维持不住其全然的高级样式所致,这样的时期,学术仍在官场化的框架之下,只是对学术独立和自由精神的驱除从以威令为主过渡到以收购为主,而且收购金的来源也多样化罢了。

我不会从整体上谴责学术工作者。虽然保持了高尚精神的学者值得赞颂,但在官场化的学术界里,一般学术工作者不能承担学术工作所应负的责任也无可指摘。学术腐败虽然表现为学术工作者视学术为买卖,但在根子上,学术工作者也是受害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思考,却只能在官场化的规则里生存,以貌似学术的样子做买卖。解决学术官场化问题,学术工作者应当尽力,但解决问题的钥匙并不在他们自己手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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