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腐败人的胆子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两年前的一天,山西作家张平和大导演谢铁骊接到一个恐怖电话,要叫他们吃枪子。这是第二十几个这样的电话了。谢只得动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叫太原警察荷枪实弹保护电影《天网》拍摄现场。

张平采写《天网》时,曾多次问主人公、敢于反腐的县委书记刘郁瑞,这么写他的那些同事和属下他们会不会找麻烦?刘郁瑞说:他们敢!量他们还没那么大胆子!要是他们敢,就把他们老底子一个一个兜出来,哪一个判他十年二十年都绰绰有余。刘似乎看穿了他的同事下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威胁恐吓从没断过,而且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刚一被免,他们立刻组织了241名县市级干部把张平告到了丰台法院。这大出张平意料:“他们真敢干,真敢说,胆子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比如在法庭上有一个副检察长居然振振有词质问:‘我儿子只强奸两三次,你怎么就说八九次?而且不是在我的办公室而是我老婆的办公室。这纯粹是对我一家人的诬蔑。’”

张平沉不住气了,他告我那个晚上一分钟也没睡。他觉得特别孤独,群众这时在哪儿?没有一个说句安慰话。法院的人也私下说你肯定要输,再怎么也不能侮辱人格……

“我的情绪是怎么找回来的,是群众,是新闻记者。所有报纸一边倒支持我。

“晚上,我一个人在北京一个小饭馆吃饭,一个女老板看了我半天,问我是不是被告的作家张平。我说是。她一会儿端了两盘菜,说你这个作家我认定了。以后你就在我这儿吃饭,一分钱不要。

“临汾地区有5个老农民来到北京看我,他们的黑衣服上满是汗渍,一见我就问,咱的官司输了赢了?他们拉我到一个饭馆,要了好几碗过油肉,他们认为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过油肉。一个老农从衣服深处掏出一个小包,里面包着全村人捐的2元、5元……共500块钱。”

全国各地声援张平的信,1500人以上签名的有4封,500多人签名的有12封。

官司正打时,《天网》电影开拍,谢铁骊说他不管什么官司不官司,这是他作为一个导演的权利。拍摄现场附近的农民自发当演员,说张平写得太好了,写的就是他们村,他们村的支书就这么坏……

回想写作初衷,张平对记者说,在全国许多地方,无职无权的老百姓太苦了,因而想为他们说说话。而最终促使他下决心写《天网》的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因为200元钱被打成反革命。从50年代到90年代上访了1500多次,被收容了几十次。一次次“拦轿”告状,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收容。当官的特别反感他,说这个人特别坏。张平却像发现了一个宝藏,跟他谈了两天两夜,谈的过程中老人不停地吃止痛片。30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听他这样倾诉过,因而他对张平充满了感激。有一次他跑了整整一夜,困了就睡在路边麦垛里,就是为了给张平送几个粽子。

过了几年,张平重访故地,打听老人,得知已经去世两年了。“我特别难受,哭了好长时间。这老先生把30多年40多本日记给我,那么信任我,而我瞻前顾后,没有写出来。”

回想这一切,张平当被告的惶惑很快平静下来。心想输了也没什么。◆

千奇百怪掠夺国有资产的手法

《法撼汾西》和《天网》是写农民的。张平原以为天底下只有农民苦,而工人因为剪刀差,应该比农民强多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穷,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比农民还苦。

写完《天网》后,他采访到这样一个惨烈的故事:山西某山区一个转业军人被推选为护林员。这是个能发财的岗位,以前的护林员与恶霸沆瀣一气,盗伐国家林木。而转业军人恪守职责,严禁乱砍乱伐,断了当地恶霸的财路。当地的“四虎”纠集一帮地痞把他暴打一顿,下手很狠,他肠子都流出来了,没人管他,没人送他去医院,干部也都不见踪影。转业军人在老山前线负过伤,是爬着回来的,这次他又爬向深山,把老式步枪取出来,又爬回村里,把那四虎射杀三个。他后来也因伤重而死。

“我把这件事情写成小说,叫《凶犯》,导演于本正看了非常冲动,想拍成电影,建议我把背景改到工厂,‘工人小偷小摸,郊区的农民哄抢工厂,与工人发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和导演采访了山西几十个工厂,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什么管理、市场、资金、经营策略、农民骚扰等,都不是根本,最大的事是腐败。

“一个个工厂迅速完蛋,全都与少数领导者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有关。而工人们很可怜,越是被糟蹋的不成样的工厂的工人,越是自觉保护工厂的财产。这跟我们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自发站在厂门口,检查路人偷没偷东西,他们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工厂再破,也是他们的活路和依靠。他们也知道腐败在发生,但他们没办法。

“工人们看到导演作家来了热情得不得了。说你们怎么现在才下来?谁知我们的苦?

“我没想到工人这么苦,原来的三线工厂×××厂,工人大批下岗没人管,工程师在外面捡菜叶,有些工人自杀,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视,以期能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亲人家属;在《抉择》原型的一个大纺织厂里,工人们包括一位老红军都没法拿到应得的,工人们有病只能捱着。一个工人得了肝癌,筹到去医院看病的巨额数字的医药费对他来说是上天揽月,他只能躺在小平房里吃止痛片。疼的时候趴在床上,用手抠墙,一块墙砖就这样被抠去了三分之二。”这个细节,使张平和导演都木立在那,张下决心写“工业题材”,也就是《抉择》。

40多天的采访,张平认为他发现了工人们穷困潦倒的根源。你看那千奇百怪的掠夺手法:一个工厂需要沙子,设有许多过秤点,过秤员与运货的都串通好了,这里过完秤,沙子不卸,再开到那里去过秤,周而复始,一车沙子能卖出18车沙子的钱。国家资金就像沙子倒进筛子,一下就流完了。发现了也查不下去,靠山后面有靠山,当事人顶多赔点钱了事。

有的是惊心动魄,外部盗匪与内部管事的勾结一起,胆大妄为,把保安打死,枪抢走,大肆盗窃国家财产。

“我采访工厂时根本不与厂领导打招呼,厂里要是知道了,招待得特别厉害,酒海肉山,你根本没法接触到实情。工人们自发地保护我,跟秘密工作一样,他们用暗号联系,今天让我去这家,明天去那家,组织得很好。他们就想让上面,让全国的老百姓知道是谁让这个国企乃至成千上万个国企垮掉了。”◆

可怕的升官之路

腐败分子会把改革葬送,会把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葬送。张平对记者说,一些工人农民对改革产生了困惑,许多人对改革有怨言,因而他不能保持沉默,要告诉人们正在发生什么,他不希望工人对改革丧失热情。

“在那个作为原型的大纺织厂里,那位老红军能拿到400元钱就很高兴,他一家人就靠这点钱过活。但他还让我劝工人不要闹,要相信党和国家。另一方面,靠着工厂发了财的所谓党的干部对国家没有一点责任感:‘没办法,我跟你说,一点办法也没有。惟一的办法就是私有化。’他们占了那么多的财产,急需‘合法化’。这些干部对党一点不信任。”

这个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头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气数将尽。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20世纪末的中国土老板欺压起工人来,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剥削工人还要厉害。

大厂破产了,10个亿的资金不知下落,最后不了了之。

张平内心很沉重,虽然他的样子很绵善,但他是一看见有人受苦,国家被骗就义愤填膺的那种人。原来他对农村很熟悉,父亲是建筑学教授,被打成右派后,带全家回到山西农村老家,那时他5岁。但当他了解了工厂和工人后,内心的震荡更大。他说,在这片西部古老土地上,人们谋富求福,自古华山一条路:当官。有些地方,一个厂长为了当官,能把工厂卖光送完,升了局长或县官后,管十几个厂子,能在更大范围里贪、送。当他做了更大的官,这十几个厂子也就奄奄一息了。

这是一条多么可怕的路。◆

民工掉进野蛮的“狼窝”

这些地方的出路在哪里?张平走了北方数省,看了一个又一个工厂。

“你看山西××县暖气片厂的产品行销全国,紧挨着的国家大暖气片厂垮了,而这个私人厂子却欣欣向荣。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民工们都是骗去的,一进厂就失去自由。不准写信、打电话、外出。说是一个月300块钱,从来不给,工人们要工资,厂主就让保镖打,打死过一个,伤过许多。工人从来没有节假日,一天劳作14个小时。80多人挤在一个大教室里,夜里翻身要集体翻,上厕所回来就再也找不到空地了。

“事情传出来了,记者们去采访差点被扣挨打。我一听气愤得不得了,坚决要去那里采访,人们苦劝不行,于是,县领导派人保护,叮嘱别带照相机,别记录,别与工人聊。说你要是跟工人说话了,那个工人可能就被整死。

“厂主和打手们虎视眈眈,看哪个工人敢跟我们说话。我感到脊背发寒。回来后,与记者们周密策划,终于把这件事曝了出来,在山西引起很大反响,读者纷纷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这个工厂被关停,凶手被抓,民工被解救出来回到故乡。”

张平走在山西的腹地,看到许多外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说许多事跟工业文明根本连不上,完全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大暴露。他目睹的晋南大械斗给他的震动很大。晋南那块地方私窑很多,窑主们经常你争我夺。两年前那里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民工械斗,两方窑主挑动2000多四川民工和2000多安徽民工互相打斗,刀光斧影,死伤严重。公安干警去了1500多人,抓了七八个民工。但窑主们上上下下走动,有关方面暗箱操作,个别真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张平平常说话很温和,但他确实愤怒了,在省政协会上发言道: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权利奋斗了一个世纪,现在有些人又被拽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野蛮时代。这不是什么工匠意识或是工人权益保护不当的问题,纯粹是狼窝。我们的政府应该保护善和人性,清除这样的恶势力。◆

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人们说,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张平对记者说,他经常早上一起来,就看到门外有人坐着。这还是文联门房给他挡了,要不然人更多。

一位作者是这样描述张平:“我们正在聊天,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远处徘徊。一会儿走了过来,看看我们这群人,问谁是张平。张平回答后,那个农民扑通就跪下了,说他是清水县的,找了很长时间……”

张平心很软,爱激动,这就使他总被受苦受难的人包围。

一个转业军人,膝盖骨在自卫反击战中被打断。一个农民的女儿主动嫁给他,根据政策户口变成了城里的,在城里找了工作。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要跟转业军人离婚。丈夫不干,女的就让公安局的一些人把丈夫抓起来,吊到梁上打,并且强判离婚。原来这女的情夫是公安局的。

转业军人找到张平,结结巴巴(折磨刺激使他成了结巴)哭诉。张平找市政府、公安局、残协……最后案子翻过来了,有关方面赔了转业军人6万块钱。这可怜的人去年送了一面锦旗给张平,上面写道,“扶持正义,铲除邪恶”。

临汾地区有一个老妇被女婿赶了出来,因为女儿不是亲生的,她就挨打受气,住在一个狗棚里。老太太打官司竟被判输(用张平的话,现在法院真敢判)。她找领导、“拦轿”……没用,人家推搡她:滚滚滚……她没办法了,不知道找谁。乡亲们指点她,去找作家张平。

她找到了张平,脸黑黑脏脏的,是泪水和尘埃在太阳底下晒出的那种印痕。张平说,真上访假上访一看就知道,就看有没有这种痕迹。

他让她住在家,让妻子给她做饭。他把她的事给跑成了。

长治一个职工被通知下岗,当晚就携着女儿带着礼物去厂长家说好话。厂长却诬陷职工擅闯民宅,行凶闹事。让公安局把他抓了起来,判了3年刑。一家人没了依靠,生活艰难。找到张平后,经奔走,职工被平反,但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职工出狱后,一家人抱头痛哭,说我们不要赔偿了,我们只要在一起……

1998年山西×城,一个农民企业家建了一个炼焦厂,辛辛苦苦干到一定规模,一个地头蛇拿了张白条找来,称厂长欠他200万元钱,让法院查封,炼出的一万多吨焦炭全部拉走,二百多工人失业。

这等于恶霸和法院沆瀣一气,把这个工厂活抢了。

农民企业家哭着找到张平,看着工人们流离失所的惨状,他自知无力回天,但也不能不管。找到×城地委书记诉说(他对记者自嘲:说来可笑,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空怀满腔热血,只能每每去求官),这个案子终于翻了过来,但恶霸们逍遥法外,农民损失的焦炭和财物只能自认倒霉。

“这片大地上,人们为什么常含泪?”他有时候想麻痹自己,眼不见为净。写些风雅的、现代派的东西了事,但他的家人、朋友、同学、各种关系大多来自底层,他们随便的拷问就使他的想法垮掉。一位民办教师、他的小学同学对他说,你们这些写东西的,去看看在煤窑、铁矿里的像狗一样的打工崽;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车间作坊里每天连续工作十好几个小时、从来也没有过星期天的农家妹;看看那些有病熬着一辈子没住过一天医院的你们常说的“父老乡亲”……即使不住下来,就是坐一次老百姓才坐得起、塞在车厢里连腰也弯不下来的硬座火车也行,挤一次我们乡下人屡屡被劫被抢的长途客车也行。只需一次就够了。在这片土地上,善恶总在搏斗,那么激烈,张平总是不期然被牵扯进去。

1997年,一群义愤填膺的人找到他,说一位市委干部的小女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个喝醉酒的司机轧断腿,司机不停车,拖挂着小女孩狂奔。许多人看见了呼喊,小女孩也撕心裂肺地哭叫:疼死了,疼死了!这个司机伸头看了看,倒了三次车,把小女孩活活轧死。

路上行人很多,人证很多,但那个凶残的司机跟公安局有关系,被判过失杀人,只赔一万块钱一年刑。

那女孩子妈的头发一夜全白,这是张平亲眼目睹一个人的头发那么快地变白。民怨沸腾,一位女记者牵头,山西的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群众联名,呼吁严惩凶手,延安出来的老作家马烽、西戎也在上面签了名。

有关部门憷了,加判了两年,多赔了两万块钱。这与那司机应受的惩罚相去甚远。但老百姓、作家、记者还能有什么办法?

“案子判了后,那个女记者非拉我去喝酒,她一反常态地要了一瓶高梁白,咕咚咚把一整瓶酒倒进了两个杯子里,说咱俩一人一半。她举杯就喝,一杯酒还没喝完,就醉了。她痛哭流涕地痛骂:他们那么蔑视法律、民意,那么看不起公正,指鹿为马,说黑为白!没有一点怜悯心……

“我把这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女记者架回家。这时才感受到一个中国记者对恶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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