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腐败人的胆子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张平采写《天网》时，曾多次问主人公、敢于反腐的县委书记刘郁瑞，这么写他的那些同事和属下他们会不会找麻烦？刘郁瑞说：他们敢！量他们还没那么大胆子！要是他们敢，就把他们老底子一个一个兜出来，哪一个判他十年二十年都绰绰有余。刘似乎看穿了他的同事下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威胁恐吓从没断过，而且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刚一被免，他们立刻组织了２４１名县市级干部把张平告到了丰台法院。这大出张平意料：“他们真敢干，真敢说，胆子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比如在法庭上有一个副检察长居然振振有词质问：‘我儿子只强奸两三次，你怎么就说八九次？而且不是在我的办公室而是我老婆的办公室。这纯粹是对我一家人的诬蔑。’”

张平沉不住气了，他告我那个晚上一分钟也没睡。他觉得特别孤独，群众这时在哪儿？没有一个说句安慰话。法院的人也私下说你肯定要输，再怎么也不能侮辱人格……

“我的情绪是怎么找回来的，是群众，是新闻记者。所有报纸一边倒支持我。

“晚上，我一个人在北京一个小饭馆吃饭，一个女老板看了我半天，问我是不是被告的作家张平。我说是。她一会儿端了两盘菜，说你这个作家我认定了。以后你就在我这儿吃饭，一分钱不要。

“临汾地区有５个老农民来到北京看我，他们的黑衣服上满是汗渍，一见我就问，咱的官司输了赢了？他们拉我到一个饭馆，要了好几碗过油肉，他们认为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过油肉。一个老农从衣服深处掏出一个小包，里面包着全村人捐的２元、５元……共５００块钱。”

全国各地声援张平的信，１５００人以上签名的有４封，５００多人签名的有１２封。

官司正打时，《天网》电影开拍，谢铁骊说他不管什么官司不官司，这是他作为一个导演的权利。拍摄现场附近的农民自发当演员，说张平写得太好了，写的就是他们村，他们村的支书就这么坏……

回想写作初衷，张平对记者说，在全国许多地方，无职无权的老百姓太苦了，因而想为他们说说话。而最终促使他下决心写《天网》的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因为２００元钱被打成反革命。从５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上访了１５００多次，被收容了几十次。一次次“拦轿”告状，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收容。当官的特别反感他，说这个人特别坏。张平却像发现了一个宝藏，跟他谈了两天两夜，谈的过程中老人不停地吃止痛片。３０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听他这样倾诉过，因而他对张平充满了感激。有一次他跑了整整一夜，困了就睡在路边麦垛里，就是为了给张平送几个粽子。

过了几年，张平重访故地，打听老人，得知已经去世两年了。“我特别难受，哭了好长时间。这老先生把３０多年４０多本日记给我，那么信任我，而我瞻前顾后，没有写出来。”

回想这一切，张平当被告的惶惑很快平静下来。心想输了也没什么。◆

千奇百怪掠夺国有资产的手法

《法撼汾西》和《天网》是写农民的。张平原以为天底下只有农民苦，而工人因为剪刀差，应该比农民强多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穷，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比农民还苦。

写完《天网》后，他采访到这样一个惨烈的故事：山西某山区一个转业军人被推选为护林员。这是个能发财的岗位，以前的护林员与恶霸沆瀣一气，盗伐国家林木。而转业军人恪守职责，严禁乱砍乱伐，断了当地恶霸的财路。当地的“四虎”纠集一帮地痞把他暴打一顿，下手很狠，他肠子都流出来了，没人管他，没人送他去医院，干部也都不见踪影。转业军人在老山前线负过伤，是爬着回来的，这次他又爬向深山，把老式步枪取出来，又爬回村里，把那四虎射杀三个。他后来也因伤重而死。

“我把这件事情写成小说，叫《凶犯》，导演于本正看了非常冲动，想拍成电影，建议我把背景改到工厂，‘工人小偷小摸，郊区的农民哄抢工厂，与工人发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和导演采访了山西几十个工厂，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什么管理、市场、资金、经营策略、农民骚扰等，都不是根本，最大的事是腐败。

“一个个工厂迅速完蛋，全都与少数领导者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有关。而工人们很可怜，越是被糟蹋的不成样的工厂的工人，越是自觉保护工厂的财产。这跟我们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自发站在厂门口，检查路人偷没偷东西，他们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工厂再破，也是他们的活路和依靠。他们也知道腐败在发生，但他们没办法。

“工人们看到导演作家来了热情得不得了。说你们怎么现在才下来？谁知我们的苦？

“我没想到工人这么苦，原来的三线工厂×××厂，工人大批下岗没人管，工程师在外面捡菜叶，有些工人自杀，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视，以期能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亲人家属；在《抉择》原型的一个大纺织厂里，工人们包括一位老红军都没法拿到应得的，工人们有病只能捱着。一个工人得了肝癌，筹到去医院看病的巨额数字的医药费对他来说是上天揽月，他只能躺在小平房里吃止痛片。疼的时候趴在床上，用手抠墙，一块墙砖就这样被抠去了三分之二。”这个细节，使张平和导演都木立在那，张下决心写“工业题材”，也就是《抉择》。

４０多天的采访，张平认为他发现了工人们穷困潦倒的根源。你看那千奇百怪的掠夺手法：一个工厂需要沙子，设有许多过秤点，过秤员与运货的都串通好了，这里过完秤，沙子不卸，再开到那里去过秤，周而复始，一车沙子能卖出１８车沙子的钱。国家资金就像沙子倒进筛子，一下就流完了。发现了也查不下去，靠山后面有靠山，当事人顶多赔点钱了事。

有的是惊心动魄，外部盗匪与内部管事的勾结一起，胆大妄为，把保安打死，枪抢走，大肆盗窃国家财产。

“我采访工厂时根本不与厂领导打招呼，厂里要是知道了，招待得特别厉害，酒海肉山，你根本没法接触到实情。工人们自发地保护我，跟秘密工作一样，他们用暗号联系，今天让我去这家，明天去那家，组织得很好。他们就想让上面，让全国的老百姓知道是谁让这个国企乃至成千上万个国企垮掉了。”◆

可怕的升官之路

腐败分子会把改革葬送，会把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葬送。张平对记者说，一些工人农民对改革产生了困惑，许多人对改革有怨言，因而他不能保持沉默，要告诉人们正在发生什么，他不希望工人对改革丧失热情。

“在那个作为原型的大纺织厂里，那位老红军能拿到４００元钱就很高兴，他一家人就靠这点钱过活。但他还让我劝工人不要闹，要相信党和国家。另一方面，靠着工厂发了财的所谓党的干部对国家没有一点责任感：‘没办法，我跟你说，一点办法也没有。惟一的办法就是私有化。’他们占了那么多的财产，急需‘合法化’。这些干部对党一点不信任。”

这个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头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气数将尽。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２０世纪末的中国土老板欺压起工人来，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剥削工人还要厉害。

大厂破产了，１０个亿的资金不知下落，最后不了了之。

张平内心很沉重，虽然他的样子很绵善，但他是一看见有人受苦，国家被骗就义愤填膺的那种人。原来他对农村很熟悉，父亲是建筑学教授，被打成右派后，带全家回到山西农村老家，那时他５岁。但当他了解了工厂和工人后，内心的震荡更大。他说，在这片西部古老土地上，人们谋富求福，自古华山一条路：当官。有些地方，一个厂长为了当官，能把工厂卖光送完，升了局长或县官后，管十几个厂子，能在更大范围里贪、送。当他做了更大的官，这十几个厂子也就奄奄一息了。

这是一条多么可怕的路。◆

民工掉进野蛮的“狼窝”

这些地方的出路在哪里？张平走了北方数省，看了一个又一个工厂。

“你看山西××县暖气片厂的产品行销全国，紧挨着的国家大暖气片厂垮了，而这个私人厂子却欣欣向荣。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民工们都是骗去的，一进厂就失去自由。不准写信、打电话、外出。说是一个月３００块钱，从来不给，工人们要工资，厂主就让保镖打，打死过一个，伤过许多。工人从来没有节假日，一天劳作１４个小时。８０多人挤在一个大教室里，夜里翻身要集体翻，上厕所回来就再也找不到空地了。

“事情传出来了，记者们去采访差点被扣挨打。我一听气愤得不得了，坚决要去那里采访，人们苦劝不行，于是，县领导派人保护，叮嘱别带照相机，别记录，别与工人聊。说你要是跟工人说话了，那个工人可能就被整死。

“厂主和打手们虎视眈眈，看哪个工人敢跟我们说话。我感到脊背发寒。回来后，与记者们周密策划，终于把这件事曝了出来，在山西引起很大反响，读者纷纷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这个工厂被关停，凶手被抓，民工被解救出来回到故乡。”

张平走在山西的腹地，看到许多外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说许多事跟工业文明根本连不上，完全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大暴露。他目睹的晋南大械斗给他的震动很大。晋南那块地方私窑很多，窑主们经常你争我夺。两年前那里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民工械斗，两方窑主挑动２０００多四川民工和２０００多安徽民工互相打斗，刀光斧影，死伤严重。公安干警去了１５００多人，抓了七八个民工。但窑主们上上下下走动，有关方面暗箱操作，个别真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张平平常说话很温和，但他确实愤怒了，在省政协会上发言道：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权利奋斗了一个世纪，现在有些人又被拽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野蛮时代。这不是什么工匠意识或是工人权益保护不当的问题，纯粹是狼窝。我们的政府应该保护善和人性，清除这样的恶势力。◆

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人们说，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张平对记者说，他经常早上一起来，就看到门外有人坐着。这还是文联门房给他挡了，要不然人更多。

一位作者是这样描述张平：“我们正在聊天，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远处徘徊。一会儿走了过来，看看我们这群人，问谁是张平。张平回答后，那个农民扑通就跪下了，说他是清水县的，找了很长时间……”

张平心很软，爱激动，这就使他总被受苦受难的人包围。

一个转业军人，膝盖骨在自卫反击战中被打断。一个农民的女儿主动嫁给他，根据政策户口变成了城里的，在城里找了工作。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要跟转业军人离婚。丈夫不干，女的就让公安局的一些人把丈夫抓起来，吊到梁上打，并且强判离婚。原来这女的情夫是公安局的。

转业军人找到张平，结结巴巴（折磨刺激使他成了结巴）哭诉。张平找市政府、公安局、残协……最后案子翻过来了，有关方面赔了转业军人６万块钱。这可怜的人去年送了一面锦旗给张平，上面写道，“扶持正义，铲除邪恶”。

临汾地区有一个老妇被女婿赶了出来，因为女儿不是亲生的，她就挨打受气，住在一个狗棚里。老太太打官司竟被判输（用张平的话，现在法院真敢判）。她找领导、“拦轿”……没用，人家推搡她：滚滚滚……她没办法了，不知道找谁。乡亲们指点她，去找作家张平。

她找到了张平，脸黑黑脏脏的，是泪水和尘埃在太阳底下晒出的那种印痕。张平说，真上访假上访一看就知道，就看有没有这种痕迹。

他让她住在家，让妻子给她做饭。他把她的事给跑成了。

长治一个职工被通知下岗，当晚就携着女儿带着礼物去厂长家说好话。厂长却诬陷职工擅闯民宅，行凶闹事。让公安局把他抓了起来，判了３年刑。一家人没了依靠，生活艰难。找到张平后，经奔走，职工被平反，但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职工出狱后，一家人抱头痛哭，说我们不要赔偿了，我们只要在一起……

１９９８年山西×城，一个农民企业家建了一个炼焦厂，辛辛苦苦干到一定规模，一个地头蛇拿了张白条找来，称厂长欠他２００万元钱，让法院查封，炼出的一万多吨焦炭全部拉走，二百多工人失业。

这等于恶霸和法院沆瀣一气，把这个工厂活抢了。

农民企业家哭着找到张平，看着工人们流离失所的惨状，他自知无力回天，但也不能不管。找到×城地委书记诉说（他对记者自嘲：说来可笑，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空怀满腔热血，只能每每去求官），这个案子终于翻了过来，但恶霸们逍遥法外，农民损失的焦炭和财物只能自认倒霉。

“这片大地上，人们为什么常含泪？”他有时候想麻痹自己，眼不见为净。写些风雅的、现代派的东西了事，但他的家人、朋友、同学、各种关系大多来自底层，他们随便的拷问就使他的想法垮掉。一位民办教师、他的小学同学对他说，你们这些写东西的，去看看在煤窑、铁矿里的像狗一样的打工崽；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车间作坊里每天连续工作十好几个小时、从来也没有过星期天的农家妹；看看那些有病熬着一辈子没住过一天医院的你们常说的“父老乡亲”……即使不住下来，就是坐一次老百姓才坐得起、塞在车厢里连腰也弯不下来的硬座火车也行，挤一次我们乡下人屡屡被劫被抢的长途客车也行。只需一次就够了。在这片土地上，善恶总在搏斗，那么激烈，张平总是不期然被牵扯进去。

１９９７年，一群义愤填膺的人找到他，说一位市委干部的小女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个喝醉酒的司机轧断腿，司机不停车，拖挂着小女孩狂奔。许多人看见了呼喊，小女孩也撕心裂肺地哭叫：疼死了，疼死了！这个司机伸头看了看，倒了三次车，把小女孩活活轧死。

路上行人很多，人证很多，但那个凶残的司机跟公安局有关系，被判过失杀人，只赔一万块钱一年刑。

那女孩子妈的头发一夜全白，这是张平亲眼目睹一个人的头发那么快地变白。民怨沸腾，一位女记者牵头，山西的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群众联名，呼吁严惩凶手，延安出来的老作家马烽、西戎也在上面签了名。

有关部门憷了，加判了两年，多赔了两万块钱。这与那司机应受的惩罚相去甚远。但老百姓、作家、记者还能有什么办法？

“案子判了后，那个女记者非拉我去喝酒，她一反常态地要了一瓶高梁白，咕咚咚把一整瓶酒倒进了两个杯子里，说咱俩一人一半。她举杯就喝，一杯酒还没喝完，就醉了。她痛哭流涕地痛骂：他们那么蔑视法律、民意，那么看不起公正，指鹿为马，说黑为白！没有一点怜悯心……

“我把这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女记者架回家。这时才感受到一个中国记者对恶的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