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平波:今日之中国需要李鸿章 ——兼论应 “让企业主入党”还是应“让企业主纳税”

【看中国报道专稿】近日来,中国各大媒体都转载了王树增先生的《李鸿章之死》一文。这位晚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曾经是长期遭到国人咒骂痛斥的悲剧人物,在今天却又唤起了中国人民广泛的关注。这是为什么?

读罢这篇文章,让人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这篇文章对李鸿章的极端“愚蠢”的描述。他“愚蠢”到如此地步,甘愿地承担“人情所最难堪”、“费力不讨好”之事,这使得“每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都被国人目为卖国者”,而成了举国的“公敌”。他自作自受,成了“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的一个‘罪魁祸首’”,他一直到死,都在“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然而,在这感触的背后,笔者又有另一番感触:对李鸿章的评价,中国人决非直到今天才恍然大悟。至少,笔者在80年代,就读到史学界关于李鸿章的比较客观评价。为何《李鸿章之死》这篇文章在当今中国格外引人关注呢?

这是因为,当今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的绝顶“聪明”与李鸿章的极端“愚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情所难堪”的、“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总是被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巧妙地绕了过去,他们既不屑于做,更不想去做。恰恰相反,“有人情面子”、“不费力又讨好”之事,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倒是做得铿锵有力,因为这可以十分容易地凸显出“政绩”。这才是《李鸿章之死》这篇文章在当今中国唤起了人们关注的原因。

兹以“让民营企业主入党”一事为例来说明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的绝顶“聪明”。这是目前中国最迫切之事吗?显然,今日之中国,绝非民营企业主有强烈的入党要求,他们并非递交了多年的入党申请书而求之不得。显然,今日之中国,也绝非中国共产党非吸收民营企业主入党不可,以至于没有民营企业主的入党,中国共产党就无法运转。事实上,此事之所以在今天要拿到台面上来摇旗呐喊,仅仅是因为,此乃“不费力又讨好”之事,此乃“有人情面子”之举:民营企业主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资本,入了党便可再捞取一笔政治资本,何乐而不为之?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又可以把动员了多少企业主入了党,来作为“政绩”,又何乐而不为之?

但是,如果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个个都如此绝顶“聪明”,中国还有什么希望?但愿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也借鉴李鸿章的“愚蠢”,能做一些“人情所难堪”的、“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事实上,目前中国更迫切之事,不是“让民营企业主入党”,而应当是“让民营企业主纳税”。据经济学家胡鞍钢估计,中国每年的税收流失大概为5700-6800亿元,在这巨大的流失金额中,民营企业主和他们的雇员们的偷漏税占了多少?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心知肚明。这一偷漏税的金额已经足以保证全中国数千万下岗工人有饭吃。这一偷漏税的金额也足以解决全中国农村的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

设想一下,要是让中国的各级党政官员,深入到每一家民营企业,动员企业主严格照章纳税,并以此作为“政绩”,这样的“政绩”,而不是动员入党的政绩,会带来什么后果?当然,这种催人交钱的事情,是“人情所难堪”之事,是“费力不讨好”之举。但却是正大光明之举!无论如何,这种难堪也绝不比当年的李鸿章更难堪吧!

所以,今日之中国需要李鸿章。但愿所有中国党政官员们都学习李鸿章的品格,少玩弄些小“聪明”,少从事些“作秀”之举,多做一些虽是“人情所难堪”、但益国益民的事情。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历史是公正的,李鸿章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中国人终于为过去错怪了他而感到自责。100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把李鸿章看作是竭力扭转民族危难的功臣:他使面临灭顶的中华民族之灾难缓解到了最低限度。他的“非敢爱身,惟虞辱命”之品格,他的“一息尚存,万程当赴”之气概,必将成为当今中国人的楷模。

今日之中国需要李鸿章。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本文留言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