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梅铎新闻集团暨香港凤凰卫视的电视节目已经获准在广东“落地”，即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开放姿态。那么，北京当局究竟是迫于国际环境的压力，要拱手让出这块“大饼”，还是另有设计？抑或是以退为进，使传媒更有效地扮演“喉舌”角色？
对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梅铎新闻集团成功“登陆”，一般认为是这两个西方传媒业旗舰长期惨澹经营与北京关系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澳洲媒体大亨梅铎想必深有体会，因为对他而言，这个“胜利”委实来之不易。梅铎从1993年斥资10亿美元从李泽楷手中买下StarTV开始，就对中国传媒市场抱有浓厚企图心，包括他与人民日报社合资成立北京笔电新人技术公司、为ChinaBye及人民网等提供互联网内容服务，娶中国新娘等等，皆被认为是新闻集团进军中国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此外，自去年6月至今纷纷携资本涌进中国媒体领域的境外媒体还有美国IDG集团、澳洲新闻集团、法国桦榭菲力柏契出版集团、费加罗报刊集团等。香港TOM.COM也将自己的经营重心转移到媒体领域。这还不包括香港影视大亨邵逸夫控制的电视广播公司和由著名主持人杨兰担任董事局主席的香港阳光卫视公司的抢滩登陆。
出现“传媒特区”的说法
于是，北京将创办“传媒特区”的说法也不径而走。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就像当年邓小平创办“经济特区”一样，江泽民试图通过“传媒特区”的形式，为境外媒体进入中国创造“缓冲期”，降低外国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另有人据此断言，中国传媒市场开放钟声已响，一场形式与内容截然不同的“新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到来；越来越多的外资传媒加入开发中国这片最后的、最为敏感的“处女地”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然而，事情绝不会如想像的那般简单，对中国的政治现实稍作了解，就不难发现舆论对北京的权力体制有多么重要。也许可以这么说，维系北京现行权力体制的两大法宝之一就是传媒的“喉舌”功能，中南海需要统一的口径、统一的宣传维持党的“威信”，需要强大的舆论阵地保证党的领导的正当性、正确性。另一个法宝应该是坚持“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方针，这是邓小平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倘若北京允许境外传媒在中国市场纵横驰骋，无疑于自己解除武装。
多年来，北京对境外媒体所以一直采取警惕、排斥的立场，就在他们从不怀疑舆论的蛊惑效力，并且太担心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即使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北京当局对境外传媒的戒心也从来未放松过，因为那意味着混乱与动荡，意味着社会将失去“主旋律”。换言之，允许几家境外传媒在广东落地，北京掌权者并非是要建立“传媒特区”，或者一改对境外传媒政策的围堵、拒绝的驼鸟政策，促使意识形态与世界“接轨”，更不能证明是“传媒市场解禁的钟声已经敲响”。
事实上，北京从不准备放弃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境内的外资传媒也是如此。例如，为了预防“万一”，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将在明年1月7日起，落实中央统一平台的计划。根据统一平台的概念，所有境外卫星频道的讯号，要经过中央平台的两度加密，才能在指定的接收地点接收讯号。外经贸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胡景岩亦明确指出，中国入世后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是军工企业、意识形态领域、如景泰蓝工艺等传统行业不对外开放。胡景岩的话，足以使任何对中国传媒市场抱有幻想的人猛醒。
不会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
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传媒业没有危机，恰恰相反，正如入世将对中国的农业、信息产业、国有企业造成重大冲击一样，对中国的传媒业也势必带来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中国当然不能例外。西方世界的压力、网路信息的互相渗透、国内新闻自由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等等，都不断颠覆着中国的“传媒王国”，而中国传媒在资金、实力和运作方式方面完全没有经验，在外国媒体雄厚资本及成熟商业运作模式前，简直不堪一击。北京当局非常清楚目前的政策壁垒，只能延缓外国媒体进入的时间，而不能遏止它们进入。也许正是基于这一层考虑，北京高层一边适度放低外资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门槛，一边加速国内新闻业整合，并建立更有效、更灵活的机制，迎接挑战。
例如近年来中国传媒业风行的内部兼备、成立新闻集团、电视集团、组建网路警察、强固网路防火墙等等，应该说都是这方面的努力，并通过政治手段消除割据势力，扩大国有媒体的市场版图。这样做可以一举两得：即垄断了报业出版等媒体的市场利益，又可以有效控制言论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世贸组织，只能促使当局对传媒业的强化管理，并提高其宣传力度、党性原则。在他们看来，入世后一些社会问题会更加突出，比如失业加剧、物欲横流、治安恶化等等，如果失去对舆论的控制，后果会不堪设想。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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