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与专制制度的改革

　　法国《世界报》这样介绍胡锦涛：“今年六十岁的胡锦涛，将在2002年秋被中国共产党指定为北京政权的首脑。”这种行文方式，几乎已经是中国的春秋笔法了。在西方媒体和政界涉及中国政治的话语中，不管是潜在的心理层面还是最直接的语义层面，一种面对将来时态的“继承人”的“礼仪”已经成为惯例。这反映出两个事实：一是民主时代的语义混用，二是共产党文化尚未消亡。

　　胡锦涛这次欧洲之行，从莫斯科到欧洲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几乎被视为即将成为事实的中国“未来第一号”人物而受到事实上的最高等级“国宾”礼遇。在伦敦，英国女王接见了胡锦涛；在巴黎，希拉克总统接见了胡锦涛。也许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这种“礼遇”夸大为西方对一种共产党文化的接受，但民主世界中存在着政治实用主义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何况“出于礼貌”并不意味着认可。

　　这种政治实用主义也可以界定为“权宜性”。法国世界报前驻北京记者德隆（Francis Deron）在一篇评论胡锦涛访法的文章里指出，令人诧异的是人们可以事先让中国的“未来的第一号人物”荣耀起来。

　　在中国，这除了政治惯例，觊觎最高职位的人所具有的命运也是一个原因。这个命运就是权力的化身。但在西方，胡锦涛所到之处，也出现了提前为其“正名”现象，确实令人深以为异。这除了用礼仪来解释，似乎别无他由。然而在礼仪上，西方国家被迫打破政治惯例，采用近乎接待“王储”或“亲王”的规格接待胡锦涛，不也是考虑到此人就是中国未来的“权力化身”这种尚未成为现实的现实性吗？

　　迄今中共接班人仍然是在一个封闭的极权体制内按权力平衡方式指定的，并且带有东方古老的宗族传统的痕迹。而西方礼仪上的权宜做法，其“适用性”只是表明中国政治体制的沿袭直到当代仍被视为特殊的东方范型，它在礼仪上是被视为合法的，但其合法性不是建立在代表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承继”的观念上。

　　另一方面，照德隆的看法，西方可能把胡锦涛视为“自由派”人物（与中共内部的“保守派”相对而言）。但是德隆指出，作为共产党权力中心的一员，所谓“自由派”的胡锦涛也只不过是这部权力机器中的一名高级官僚，甚至是“党棍”式的高级官僚。最明显的事实是，1989年3月胡锦涛还在西藏担任党委书记的时候，就曾毫不犹豫地下令向拉萨的藏族僧人开枪。而在他被推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之后，也未见他说过有利于中国反对党的一句话。

　　因此，人们所说的中共内部“自由派”，其实与西方政治学概念中的自由派并非一回事。不过在一些西方分析家看来，在经历20多年经改阵痛和变化的中国，胡锦涛毕竟代表国家继续改革的希望。这并不是说胡锦涛是一个代表改革的“自由派”，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权力平衡的中介，既能满足党内高层改革派的愿望，又不冒犯死守过时政治体制的保守派的利益。可以预见，胡锦涛接班一旦最终成为事实，他未来的责任也就是为“表面的稳定”提供保障。

　　基于前文提到的分析，德隆另提出一种看法。他认为，在共产主义彻底崩溃的今天，中国仍按过时的政治传统将稳定的保障放在一个起平衡权力作用的“第一号”人物身上，这本身也给中国未来改革进程种下“潜在的失败”根源。这首先是因为，把胡锦涛推上权力宝座的是权力斗争妥协的一锅汤似的结果，这种妥协要求维持现有的执政方式，而事实证明现有执政方式是无效率的，要么就是以镇压为手段的。由此看来，胡锦涛上台只能是“继承”一个已经失去合法性的政权。

　　对中国事务有长期研究的法国军界要人亨利．埃罗（Henri Ayraud）将军最近出版了一本讨论中国问题的书（《中国：江泽民和朱熔基的专制型改革》），书中详细分析了中国式的“专制型改革”。埃罗认为，目前中国体制整体上仍然是按完全陈旧过时的政治参照系来治理的，形成一种古老传统与虚假的现代性交错与融合，而中共党内（包括知识界某些智囊）提出的革新主张也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形成的虚假的现代性风景而已。而在中国传统政治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思想体系之间划上连接符之后，就只能是极权形式的“精英主义偏执”，即排斥“选举代表制”的共产党一党专政。因此，中国的改革迄今仍然是一种“专制型改革”。

　　中国知识界目前的一些讨论（如新左派）虽然涉及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但核心部分仍然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流变。因此，中国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思想依据和保障系数非常有限。正如埃罗在他那本《中国：专制型改革》论着里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体制在中国的改革已经留下大量的参数，有的参数是对体制的否定，有些则是力图拯救这个体制。人们若要对中国的前途加以考察，目前只能提出疑问：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的情况下，中国自身能改革成人们期待已久的那样一个民主国家吗？

　　法国世界报前驻北京记者德隆认为，由于中共即将接班的新一代领导人（不管是不是胡锦涛）必将继承一个业已失去合法性的政治体制，而由于这样一种地位他们不得不继续推行“专制型的改革”，因此中国未来改革的希望中包含着“失败”的风险。在权力即将交接之时，就看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是不是能抛开那种历史地形成的民族封闭，让这个既古老又正在新生的国家不失时机地与历史赴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