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症结是群众？ ——驳“基础”论

近日，连续读到两篇谈腐败的基础问题的文章，一篇是韩红的《腐败的群众基础》，载2001年9月10日《中国报道周刊》第222期；一篇是岫远的《腐败是有民间基础的》，载2001年9月20日《新视界周刊》第7期。两篇文章虽然也都承认“腐败首先产生在官场”，“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法制根本不具备彻底反腐败的可能”，然而，却将主要的抨击矛头指向民间，指向普普通通的群众。窃以为，作者如果算不上倚强凌弱，半夜里吃柿子－－专拣软的捏，也是认识糊涂，舍本而求末了。

比如，韩文在列举了教育腐败、新闻腐败、学术腐败、医疗腐败等种种腐败现象后，义正辞严地质问：“群众在腐败现象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是默许、支持、纵容还是抗争？”确实，在当今这腐败无孔不入，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机构的情况下，身在民间的普通群众当然不可能一尘不染，不可能与腐败没有一点干系。可是，你怎能否认，绝大部分的普通群众是腐败的受害者，他们之所以被卷入腐败的漩涡，是万不得已！亲人需住院开刀，送了红包就可能得到较好的治疗，不送则可能危及健康甚至生命，作为亲属，能不包个红包送出去，“腐败”一下吗？现在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一根独苗苗，为了能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做父母的能不省吃俭用，捧出多年的血汗钱，加入到“教育腐败”的行列之中吗？造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象的，是万恶的封建社会；造成我们当今的腐败局面的，是封建残余势力的不断被强化，是民主的不充分，是法制的不健全。不抨击封建残余势力，不呼吁民主法制建设，不鞭笞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腐败的既得利益者贪官污吏，却对身受腐败之害、在社会的底层痛苦呻吟的普通群众横加指摘，要求他们完美，这是最大的残忍！

岫文则认为：仁义廉耻“是腐败的天然免疫剂，可以让人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想到有很多事是有违良心的是不可以做的”。窃以为不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在倡导仁义廉耻，不能说没有一点效用，不能说没对少数官员起些自我制约作用。但要说作用有多大，则实在不敢恭维。你看，那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史，简直就是一部腐败史，即使是开国“盛世”，包公、海瑞式的清官也永远是少数，而贪官污吏则多如牛毛。为什么会如此？关键就是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上面的任命，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是父母官，怎能受尔等子民的监督？他们的命脉掌握在上面，因此，只要向上司与皇帝负责就行了。下级多而上司少，坐在最高位置上的皇帝更是只有区区一个。即使皇帝是明君，大臣是贤相，以少数的明君贤相监督遍布全国的众多官员，哪能监督多少！何况两千年中更多的是昏君暴君与奸佞之臣呢？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不从制约机制上考虑，不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却大谈什么“仁义廉耻”，能有多少效益？

韩红在文末大声疾呼：“笔者真的想不通：今天，中国人享有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如此多的民主、如此多的法律赋予的当家做主的权利，为什么众多的百姓要自动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权利？为什么要纵容腐败？为什么给腐败者提供市场？又为什么非要做为虎作伥的奴才呢？！”我不知道，这接连两个“如此多的”究竟是什么概念？在我们这泱泱大国中，有几个清廉的官员是老百姓用选票选上去的？又有几个腐败分子是老百姓用不投票拉下来的？尚未真正到手的东西，哪有可能“自动放弃”？受害最烈的普通百姓竟然会“纵容腐败”，竟然能“给腐败者提供市场”，我简直怀疑，韩红先生（或女士）究竟是不是中国百姓，究竟是不是中国人，怎么连一些中国百姓的基本常识也丧失了？退一万步说，即使“众多的百姓”都是“伥”，都是那可鄙、可恨、可耻、可恶的伥。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伥毕竟是虎的牺牲品。你为何对那凶残暴虐的“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勇不可当地对“伥”大加挞伐呢？其实，你自己心里或许更清楚：说到真正的腐败，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是想腐也没有条件、想腐也没有资格的。

消息来源：谈天说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