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专访高瞻

曾经喧闹一时的所谓“台谍”案主角之一高瞻,七月二十四日被中共重判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旋即又被以“保外就医”名目于七月二十六日释放回美国。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采访了现居华盛顿的高瞻女士。高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中国当局对她的残酷迫害。以下“问”代表胡平;“高”代表高瞻。

问:首先祝贺你平安回来。

高:谢谢

问:我想,被中共羁押的这五个多月的经历,在你过去岁月里一定是绝无仅有了。

高:这完全是没有想到的。

问:你能否讲一讲这次被抓的经历?

高:这次我与我丈夫和孩子是回家过年,纯粹的过年,并没有带什么学术项目。还有一个附带的因素,是想回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在国内找到一份教职工作。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回去过年。所以,有些媒体说我回去进行学术研究,那是不太准确的。

一、机场被捕,形同绑架

问:你是在北京飞机场被抓的吧?

高:对。今年二月十一日,我们当时在北京机场正准备出境,过海关时被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大祸即将临头,对搜查本身我是极度的反感。我向他们提出了抗议,但他们不理睬,连小孩的箱子都翻了个底朝天。我就问他们“你们到底要找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有没有”,他们也不理我,然后搜查完了。我们正准备去西北航空公司的登机台,在离柜台十几步的地方,又给拦截下来了。他们很清楚地叫出我的姓“高小姐,我们有事要跟你谈一下”,我问“你们是谁”?他们回答说“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周围站了有二、三十个人,有的朝我们处看,有的朝别处看,但显然不是乘客。所以,我就问“我今天还走不走了”?便衣回答说“今天不走了”!

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的行李车也被他们推走了。我们跟随他们从二楼到了楼下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先要薛东华出去,薛东华从门边退回来说“我们一家三口一定要在一起”。一个满脸横肉的人说“薛先生,我们先礼后兵”!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他们怎么连我丈夫姓什么都清楚?看来对我们做过一番研究了。薛东华沉默了一番,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他们先走了。

问:那孩子呢?

高:孩子当时在我手上,我的右手牵着我的孩子。他目睹了这一切,他一直冷静地看着发展的事,我当时由于混乱,并没有时间注意他的表情,但是他并没哭,他是被强行与我分开后,单独被带到另外车里时才哭的。这是我释放回来以后,孩子告诉我的。薛东华被遣走了以后,他们把我与孩子带到了一个车子跟前,他们对我说要把孩子带走,我说“不行,孩子与我不能分开”。他们用同样威胁薛东华的话说“我们先礼后兵”,我没有理睬他们,对峙了四、五分钟后,他们把小孩从我的手上抢走。然后,他们把我推上了车子,里面已经坐着两个女警察,强行推上车后,她们就给我戴上一付墨黑的眼镜,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开了大约四十分钟至一小时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我发现这是一个别墅区,应该是北京郊区,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究竟是何地。那里周围有十几幢三层楼的西式别墅,中间还夹着一、两幢办公大楼,我估计是他们安全厅办案的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们看守我的人至今也没透露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二、折磨家人 毫无人性

问:你父母亲他们是什么时候才了解到这个事情的?

高:我们刚被关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父母。我多次请求他们一定要让我打个电话回去,给我西安的婆家与南京的娘家报个平安,因为这是我们每次旅行完的惯例。我请求他们,即便我撒一个谎,就说我们已经回到了美国,报个平安,让他们安心。可是他们绝对不允许我们打电话。

我回来以后,得知家里人是我们“失踪”第四天开始大规模地寻找我们。起初他们打了无数的电话,我哥哥发紧急的伊妹儿,但都杳无音讯,他们就开始非常紧张与害怕,其实当时薛东华的电脑也被他们搜去。在第五天的时候,即二月十六日的时候,有个奇怪的电话打到我哥哥的工作单位,那个人自称是“从黑龙江”打来的,看来他是从截取的电脑里发现我哥哥的线索。他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高的?你们这里是什么单位”?当时我哥哥他们已经铺天盖地在找我们,他们单位里的人也知道我们下落不明的消息,因此非常警惕地问对方“你是那里”?但那人除了说是黑龙江以外,就什么也不肯细讲了。可据说听口音是北京的,办公室的人说“他不在”,然后赶紧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洛阳出差的我哥哥。我哥哥立刻汇合薛东华的家人,当时薛东华家人也正在设法找我们,陕西省成立了一个要案专案组,他们报案了,中国现在的犯罪率非常高。

我出来后得知,我的所有中外朋友一致猜测,我们是被中国的黑势力绑架了,甚至已经遇害了等等。我的公公、婆婆每天都在失声痛哭之中,我的父亲心脏病发作,已经几次送医院急诊抢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陷入极度的痛苦中。事发时美国这边的星期一,这是我丈夫复职上班的日子,在星期六即我们出发前一天,他还发伊妹儿给他的经理,说他会准时上班,绝没有问题的。薛东华同一个公司的同事也是朋友,在美国时间星期天即二月十一日去机场接我们,但是意外地却没有接到,事后又得不到我们任何的信息,他就不停地往中国我们的家里打电话,连续四天往中国打电话,但却没有我们的任何消息,汇合了我们当地的朋友,大家一致认为我们遭到了不测。薛东华的公司也得知了这个情况,也积极进行找人。薛东华的公司是全球性的大公司,就发起了全世界范围之内的搜寻工作,北京的分公司也得到消息,竭尽全力地寻找我们。

问:那么是如何得知你们被国安局扣押的消息呢?

高:薛东华的姐姐与我的哥哥,他们到了北京去找我们。他们自然去北京市公安局查讯,对方起初说“不知道”,然后也答应帮助找。让我哥他们在当时我们曾住宿过的“长福宫”附近派出所报案。家里通过一个北京的朋友,首先得知我们被扣押在安全局里的,他用什么渠道打听到的消息他自然不便告诉我们。北京市公安局这时才告诉我哥哥他们,你们不要找了,你们回去吧,人在国安局里。

问:那很长时间都没有履行正式手续通知家人喽?

高:绝对没有,我们的美国律师告诉我们,即便是依照中国法律,这也是违法的。

问:是的,上次宋永毅也谈到了这个情况。这就特别令人匪夷所思。堂堂正正算是个政府,既便是抓错了人,通知家人也是很正常的,这并不妨碍事情的进行。不予通知,让家人操心成这样。

高:对,这其实就是“绑架”。现在回忆起来,这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非常痛苦。但具讽刺意味的是,被国家安全局所抓这个痛苦的事实,当家人听说“人在国安局”这个消息后,反而一块石头落了地,“人没死呀,还活着”。

问:也许他们就故意要造成这样的效果。与先前那种已遇害的可怕悬念相比,被抓本身倒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可他们这种恶劣似乎已经完全超出了必要。

高:当时用这种方法,也确实是为了折磨我们的心理。他们审讯薛东华、也审讯我。我跟他们多次讲,让我给家人报个平安、撒个谎,我的家人听不到我们的消息会受不了,我的父亲心脏病非常厉害。我想他们就是折磨我们,逼迫我们赶紧讲出“真情”,用家人的着急来折磨我们。他们完全是丧失了起码的人性。

问:对,他们实在是太恶劣了。

高:他们不但违法,还没有人性。

问:关押那么久,你大约到了什么时候才比较清楚,你最终会被放回美国的?

高:说句老实话,我到被判的那天,都不太肯定。那么久的关押期间,我只见过两次律师,一次是七月十号,被关押五个月后第一次见律师,而律师慑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只一般地讲了一下薛东华在外面为我呼吁所进行的事情。而且中国当局给我的印象是“无论外面怎么闹腾,我们里面不会受干扰的”。直到开庭的前一天,我第二次见律师时,他跟我说“我们现在有计划给你做保外就医,但是我们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我听到被判十年后,情绪非常激动,我觉得这非常的残忍,太残忍了。他们指控我的“罪状”是莫须有的,既便退一万步说“成立”的话,也不至于判那么久。当时我还非常气愤。在听到律师“批准保外就医”的消息前的一百六十多天羁押期间,我一点都无法确定我会离开中国的监狱,我没有信心我会在有一天里释放而重获自由。

三、有两件事对我压力最大

问:过去的一百六十多天内,你觉得精神上最大的压力或者感情上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高:我觉得有两件事对我压力特别大。

他们在多次审讯当中,问我与国外间谍组织的接触,他们多次要我承认我是“军情局”即“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问我什么时候参加这个组织的?什么时候填的表?化名是什么?他们反复问我这些事,我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我就怕他们强加在我头上的这些罪名,迫我“供认不讳”。后来我被逼得没有办法,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哪怕给我拉去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我也绝对不会承认这个,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所谓的国外间谍组织,也没有受过任何所谓的特务训练,也没有填过什么表格,对他们这些荒唐指控,我既恐惧,又愤怒,而且心理上的负担非常重。害怕他们就用这些各种各样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而外界根本不知道。这是在我心理上造成的最痛苦、压力最大的事。要知道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指控”。他们化了很长的时间,在每一个审讯过程中,他们都仔细地问、拚命地问这些同样的问题。有几次他们还斥责我“你态度很不老实,你头都碰了南墙了,还不回头?你不为你后半生着想”!他们就用这样的语言来威胁我,我不可能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喝斥我回到关押的房间里,让我好好反省。有些时候,他们装着很气愤的样子退出审讯室,却把我一个人关在审讯室里好几个小时,也让我“好好反省”。过两个小时又回来,问我“想好了没有”?就这样,完全是逼供。我没有做过的事,我绝对不会承认。

另外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就是我被强行跟我的丈夫与孩子分开。我与我丈夫的感情非常好,与我的孩子的感情也非常好。所以,被诬陷指控的痛苦与不让见到亲人的痛苦,这两者痛苦是平行的。他们是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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