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公道”

“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迟到的正义等于无正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曾浩荣如是说。他是在全省法院院长的会议上说这句话的。由此推断，至少在海南，“迟到的公正”与“迟到的正义”恐非极个别（见《杂文报》2001年6月26日第1307期3版）。由此看来，上文的“有法律为他主持公道”很值得怀疑：首先，人们会问：冤案是怎样产生的？文章说，就在张家清被作为“犯罪嫌疑人”抓进县公安局的7天后，其妻李雪芳被叫去探监。“张家清一见李雪芳，便声泪俱下地跪下磕头：‘雪芳啊，他们打我，连续审我4天4夜，逼我承认干了强奸杀人的事，不承认就打，我只好承认了。’”──又是屈打成招！

接着，人们会问：张家清是不是原来就有病，或者七老八十了，怎么5年的冤狱就使他变成了废人？这个问题，报导中没说。我们只知道，1992年8月张家清被抓时是39岁；1997年11月无罪释放时也才44岁。无论“进去时”、还是“出来时”，他都属于“年富力强”呢。虽然文中称其“矮小瘦弱”，却未说他有病──设若当真有病，不是还有“保外就医”一条吗？

那么，张家清一家究竟为这一冤案付出了多大代价呢？他们一家5口，夫妇2人，下面还有3个未成年的子女。丈夫坐牢，妻子为替他申冤，卖掉了黄牛，抛荒了田地，还借了债，幸亏遇上一个好心的律师庆爱群替她义务打官司，5年的申冤才有了结果。3个子女要生存，怎么办？做娘的只有靠讨饭来养活他们了。张家清出狱时，李雪芳已经背上了1万多元的债。大女儿已经14岁，最小的也9岁了，还都没能上学──我们的9年制“义务”教育跑哪去了？

张家清出狱后，庆爱群律师再次援助他们，替他们打一场索赔官司。去年年底，官司虽然打赢了，可是现在已是今年7月底了，仍然没有真正获得一分钱的赔偿。债要还，人要活，已经不能干任何活儿的张家清怎么办？1998年，他只有告别妻子儿女，到江苏讨饭去了。李雪芳也讨饭，是在家门口讨。或许，《八小时以外》这份颇有影响的杂志登载了这篇报导，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关方面”要认真考虑如何使其应得的赔偿真正到位了。但如果没有这篇报导，张家清能不能真正拿到这笔赔偿？

最后，人们或许会问：如果法律真正主持了公道，那冤案的制造者要不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只能说：不知道，因为报导中没提。估计没有，如果真的制裁了冤案的制造者，估计作者不会漏过。当然，我们有的是“批评”呀、“检查”呀、“处分”呀之类的善后措施，总算是个“说法”嘛。

我这个人好假设，读了这篇报导后便想：假设张家清没有一个讨饭的妻子替他拼命申冤，假设李雪芳没有碰上一个好心的律师替她打官司，张家清会不会含冤赴黄泉？会不会有还李家清、王家清等人被冤杀了或仍被关在牢里？又假设，即使是真正的罪犯，关了几年后就变成了废人，这种现象正常不正常？要不要痛加改变？

“三个代表”中有一条，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愚以为，“最广大人民”是由张家清、李雪芳等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组合而成的。那么今天，当“张家清”、“李雪芳”等人的根本利益受到严重侵犯时，我们是不是该考虑、考虑，如何才能真正代表他们呢？

迟到的“公道”毕竟比缺席的公道强。张家清虽然倾家荡产，终成废人，毕竟捡回了一条命。然而，如果我们听任这种“迟到”现象泛滥而不痛加改变，那么，“公道”就要永远被框在引号之中了。(沈淦/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