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5年，香港一些无义丈夫到深圳包二奶问题就甚嚣尘上。那些无义丈夫的发妻该怎么办、三十万没有法律地位的二奶子女又该怎么办等等，似乎都不是小事。当然，认为事小的人也很多。请看深圳市长厉有为95年的说话：“包二奶现象并不普遍……希望传媒不要再大造舆论了。”两句话就解决了深圳的二奶问题。但到了今天，为了二奶问题，连中共中央都得修改婚姻法。厉有为的话是典型的涂脂抹粉和纵容丑陋，其结果是祸国殃民。
不过，香港早在1995年，要肃清舆论还真不容易。一位立法局议员于是提议把包二奶当做刑事罪行，赢得了不少妇女支持。只是这位议员大概也明白：二奶问题根源在中国大陆，香港一条刑事法是没有可能解决的。
不是在大陆，香港那些无义丈夫能够那么容易花几万块就找到甘心做二奶的女郎吗?香港人到台湾、新加坡等华人社会工作经商的都不少，为甚么不见台、新两地也和深圳一样，有一条二奶村呢?答案显然是春秋名相管仲的一句话：“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衣食不足的时候，女人身价特别低贱。所以，乾隆二十年饥荒肆虐，人们“有以米三斗买妇”的，有以糕两片买邻家妻子的(《明齐小识》卷七)。今天是中共执政以来大陆经济最蓬勃的日子，为甚么深圳女郎的身价比台湾、新加坡──噫，“不要再大造舆论了”。厉有为这句话实在很有意思。有些问题，在优越的共产主义里是找不到答案的。
我国古代哲人都反对包二奶。例如孔子说：“弃老(老妻)到幼(幼妇)，家之不祥也。(《新序·杂事第五》晏婴听见国君叫他抛弃老妻，马上“再拜而辞”，不肯另娶国君爱女(《晏子春秋》卷六)。今天我国的核心、总工程师等等怎么样呢?看看海外互联网就知道了。所以，在二奶问题上，聪明人还是“不要再大造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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