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强暴 ——读《牛棚杂忆》有感

我曾经看过一部叙述性别歧视的推理片。里边讲到女主人公因成绩优异，曾有过被同学轮奸的历史，然而由于身心受到的伤害太重，出于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她怎么也记不起那段历史。然而，她的潜意识里埋着报复的种子，因此上每晚她都会梦游，在梦游中她寻找凶手，实施报复。

我也看过一些文章，讲述有过被强暴经历的妇女，如何忘记过去，重新面对生活。或者她们中有勇气的极少数人，如何把凶手押上了法庭。

不知怎么地，我总觉得在文革中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的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极象遭遇过强暴妇女，他们不提过去的历史，不提文革，乃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有谁愿意老是去回忆不堪回首的往事，回忆自己曾如何地尊严丧尽，活得连狗都不如呢？

季老的书，我最初也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理去借来，一开始，也是抱着一种“有趣”的心态读的。然而，当读到季老竟被扇耳光，被拳打脚踢时，我的心就揪紧了，有一种震撼感－－无论如何，还是难以接受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也能被施以这样的暴行。我一度不想再看下去。鼓励我看下去的，是季老的自序－－我不想象季老描述的那样永远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去看待文革这段历史。

当看到季老书中的“太平庄”一段时，我的泪怎么也止不住了，怎能想象今天的庄重长者当年曾真地象狗一样在地上爬来爬去。更难以想象受过如此伤害的他后来是如何重拾尊严和自信，再次站上人生的舞台。

然而，无论今天表面怎样的辉煌，那埋在心底的阴影却是永远难以消除的。当季老在书末反复地疑问：“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了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在“余思或反思”中，季老又提到，“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样的反思在旁观者看了，真是不寒而栗。这和妇女因遭受过强暴便自感失贞有罪恶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季老自己也认为，“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不妙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在文革中所受的伤害，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轻，对这种伤害的“遗忘”或“搁置”只是出于人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而伤害对于大多数受害者来说，将伴随他们终身。

季老在“自序”中，提出了两个期待。第一个期待是“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为什么季老的第一个期待落了空？请大家先想一想为什么受过强暴的妇女没有几个肯站出来指控罪犯曾怎样伤害她？我想答案是很明了的。满足这样的期待需要太大的勇气。有几人能自暴伤疤于人前而能不痛苦？更何况强暴者很可能还是有权有势的人物，使勇敢者最终还是只能面对失败的结局，可能还要加上他人的冷言冷语和鄙视。

至于季老的第二个期待为什么也落了空，我想就不用解释了。西方至今仍在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搜捕漏网的纳粹犯－－害人者是不会自动跳出来剖白自己的心理变态过程，并请求受害者宽恕的。

我有一个想法：对文革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受害极深的大批知识分子，应该由政府出面，对他们给予补偿，以精神损失费的名义发放这笔补偿费。此外，应该设立匿名账户或基金，使自感在文革中犯有过失而尚无勇气站出来忏悔的人可以向该账户以捐款的方式来表达悔意，捐款全部用作建文革纪念馆之用。

季老在书末《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提到了中国历史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歧视问题。这种歧视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现在难道还不应该矫正吗？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但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他有很多思想继承了封建传统，是非常错误的。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仍在引用毛泽东同志这些错误的观点，什么“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不懂事”等等，并以之为真理来评价知识分子群体。最最可悲的，有些知识分子自己还认为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正确的，觉得“知识分子确实不懂事”。（我就亲耳听我的一个老师在课堂上如此评价这句话。）嘻，以“懂事”和“不懂事”来评价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大人以“乖”和“不乖”来评价“好孩子”和“坏孩子”又有什么区别？

历史的悲剧不该重演，但在这之前，我们该做的还很多。中华民族是一个勇敢的民族，而正视文革的勇气应该是对这种勇敢的最好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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