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造假触目惊心 这是99还是59年？

１９９８年。“幽灵”光顾湖北省房县，在神农架原始森林旁，演绎了一幕精彩绝伦的“洋相出在羊身上”的闹剧。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３日，湖北省扶贫攻坚工作会议在房县召开，该县施放了一颗“建立百万只商品羊基地县”的“卫星”，会议代表被安排到一个“养羊基地”参观时看到，公路旁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山羊。不料，这颗“卫星”很快坠落－－－－会议代表看到的山羊是从别处借来的，因担心山羊彼此生疏不合群，“卫星”制造者们便在草上喷洒山羊爱舔的盐水，使之驯服地接受“检阅。”

会后，全省各地的参观者接踵而至，各家的羊被频繁借用，为避免混淆，只好在羊身上或耳朵上用油漆、墨水打上记号。

放“卫星”者果然官运亨通。直到一年后的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８日，这一大“羊”相，终于被《焦点访谈》曝光。

无独有偶，距房县不远的丹江口市，也建成了“卫星基地”－－－亩产蔬菜１３万斤，１０亩水塘产鱼４６万斤……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数字卫星组装基地”

县级市丹江口地处湖北省西北部，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贫困县。

然而，丹江口在这几年内用连年翻番的数字，甩掉了“国家级贫困县”这顶看似寒酸的帽子－－－

１９９６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丹江口市“脱贫先进县（市）”称号，该市据此宣布“实现整体脱贫”。１９９９年９月３０日，现任丹江口市委书记张达华等人在《十堰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过去的五十年是有史以来丹江口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１０月１７日，本报记者首度踏上已步入“小康”社会的丹江口市。这里，一个个贫困的小山村和一组组如水银柱般跳动不止的数字，形成了两个极不协调的画面。

早在今年６月，新华社记者在丹江口市调查时惊奇地发现，不少乡村已经提前做好了１９９９年全年的《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月报表》。《半月谈》杂志随即在第１２期发表《荒唐的统计年报》，将丹江口市触目惊心的“放卫星”黑幕揭开冰山一角。

且看丹江口这个“荒唐的统计年报”究竟如何荒唐。

在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元和观村，７月份已做好的一份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份《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月报表》显示：截至１９９９年底，该村已累计完成乡镇企业总产值２１４１万元、销售收入２０７９万元，实现利润５４万元，这三项指标均完成全年计划的１０１％。

据村文书张大华证实，元和观村并没有工业，而类似的造假手段从几年前就开始了，后来年年如此。１９９８年，该村年报工业收入为２２８万元（本身为虚报），到了武当山区的年报上却陡然变成了７５０万元；该村年报的生猪存栏数２７５头，出栏１１０头，武当山区的年报分别将上述两个数字改为４５０头、１５６０头……

与地处公路沿线、条件稍好的元和观村相比，察院沟村可谓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这个村距丹江口市５０多公里，对外不通公路，出入要翻越好几座大山，全村５个村民组、５７户人家共２１２人，散居在荒凉的山沟里。

这个村既没有建专门的塑料大棚，更没有蔬菜基地，村民们仅仅是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和自留地种点蔬菜，但１９９８年的年报显示：全村夏季蔬菜播种面积１３亩，总产量１６·５万斤，平均亩产１·２６万斤；秋季蔬菜１３亩，总产量１７０万斤，平均亩产１３万多斤！

这种被群众戏称为“用手一拧，水哗哗直流”的年报表，从上到下都知道是假的，连目前湖北省树立的典型－－－“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楷模闵德伟”所在的均县镇闵家沟村也未能幸免。这个村共有２１４户、８３２人，１９９８年年报生猪出栏１３００头，存栏１４００头，全年共养猪２７００头，每户养猪１２·６头；全年养鸡８８００只，户均４０只。

如果说上述虚报的养鸡、养猪的数字尚算“保守”的话，那么，该村年报的１０亩鱼塘产鱼４６万斤、每亩产鱼４·６万斤的数字，则足以与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所放的“卫星”相媲美。

不少村干部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之所以在家禽养殖业上大肆造假，是因为丹江口地处山区，虽然以农业为主，但大部分乡镇人均只有几分地，农业方面能造的假数字已经到了极限，最后只有在养殖业上大作文章。

在乡镇企业方面，所用的造假手段全是毫无花样的胡编乱造，记者从所采访的村搜集到的１９９８年《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月报表》中看到，这些早已填好的所谓月报表，不过是将当年下达的任务按比例分成１２个月，每月按一定的百分比增长，到了当年的最后一期月报（１２月份），便“超额”完成任务，而且不能超额太多，刚好是１％。

据知情者透露，武当山特区１９９８年的年报尽管很认真地“编”了两次，却仍然沦为丹江口市的倒数第二名。武当山特区是丹江口市历年来数一数二的财税大户，由此可见，其他乡镇的造假有多么触目惊心！

这已经成了一个尽人皆知的逻辑－－－－没有编不出来的数字，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编报表的过程就是做“填空”题
不会“填空”的干部不是好干部

１０月１８日，记者来到武当山索道下的大湾村。这个小村只有７５户、２７５人，人均４分山坡地，没有水田，在盘山公路两侧、山坡上，目光所及，大都是低矮破旧的土坯房，使人很难想象，这里就是人均纯收入２５００多元的小康村。

正是这个尚不富裕的大湾村，１９９８年上报的工业收入是３２０万元。那么，这３２０万元的“工业收入”又是如何来的呢？

大湾村党支部副书记沈道元说：“当年下达的任务就是这样定的，先由丹江口市下达到武当山特区，再由特区将任务分配到各村。在１９９２年以前还是比较实际的，一家一户的统计，有多少就说多少，后来就瞎说了，因为没法统计，只能按年初下达的任务报，一个管理区如果有一个村完不成任务，全管理区的主要领导就不能评先进，不能拿奖金，还要扣风险金。”

大湾村属老君堂管理区管辖，记者了解到，早在年初的时候，管理区就已经将市里下达的任务，层层分解到村，然后同各村负责人签订“生死状”。

村文书王光才向记者详细地描述了“编”报表的经过：“做年报时都要事前开会，比如１９９８年的任务，是在当年春下达的，１１月份要开质化、量化兑现会，村书记、主任、文书全部参加，开完会后，书记、主任走了，我们留下来开始编。通常的做法是，先做个预稿（打草稿），送给领导看，他们认为完成了任务、达标了，才同意将数字填到正式的报表上。我们村没有工业，３２０万的产值也没法填，管理区的领导说，填不好你就别回去。我问出了问题谁负责？他们说，领导负责。”

《半月谈》披露丹江口造假丑闻后，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有关部门来了一拨又一拨调查人员。沈道元说：“８月１３日，特区有关部门来找我，他们就在村里做了个虚假年报表，上级领导来调查时，让我们拿这个假的去汇报。”

去年的事还没搞清楚，今年的任务又摆到了王光才这位“小人物”的面前－－－－１９９９年，他们分到的任务是：农村经济总收入７５０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４１０万元，销售收入３８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２００元。

随后，记者又来到青徽铺村，这个村１９９８年放出的“卫星”是：农村经济总收入１５９０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４７６万元，人均纯收入２５６８元。

据村支书刘正强介绍，丹江口的问题被揭露后，有关部门到村里来找他核对４７６万元的“工业总产值”，最后被列入“工业”范围的有：４个豆腐坊（每个每天卖一个豆腐，价值３０元，实际已被列入饮食业收入）；２个缝纫店；２个修理农具的铁匠铺；３户木工……

这些拉拉杂杂的“工业”一共被算出４８·１万元的“总产值”，与４７６万元仍然相差太远。有关人员一再提醒刘正强：“还有没有？再想想。”被逼急了的刘正强指着门口的公路和不远处的铁路说：“还有的就是路上跑的汽车和火车没算上。”

刘正强证实，经过统计部门的初步摸底，全村经济总收入最多不过２９５万元，尚不足１５９０万元年报的零头。刘正强说：“老百姓很反感，说我们瞎报，实际上，人均纯收入能有１５００元就不错了，有的家里连黑白电视机都没有，全村２５８户，比较困难的有６０多户，最差的家庭连饭都吃不上，像这样的在短期内不可能脱贫。”

经过连续数天的采访，记者发现，这里村村都在虚报，而且数字大得惊人，与制订国民经济宏观发展决策密切相关的统计数字，在丹江口已被严重扭曲，遭到基层群众的强烈反对。

遇真宫村文书姚精国愤怒地对记者说：“我被通知到管理区填报表，第一次填的是人均纯收入１８００元，没有过关，第二次改为２２００元，还是说不行。我把表一扔，说你们自己改吧，后来我也没去拿。”

荣誉加身，贫困依旧，
打肿脸的胖子还要撑多久

经过几年的“数字工程”建设，丹江口，这个昔日的国家级贫困县早已“鸟枪换炮”－－－－１９９６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７２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净增２０亿元；财政收入２·４２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０·６７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２０７元，比１９９５年的１４９４元猛增７１３元，创造了年增幅达４７％的“大跃进”式奇迹！

这一年，丹江口捧回了第一块“金字招牌”：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脱贫先进县”称号。随后，省内大小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丹江口实现整体脱贫的经验，几近形成“丹江口现象”。

１９９７年，丹江口在“数字工程”建设上再接再厉：当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９０·３亿元，财政收入２·６７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７６元，一举跨入“全省经济综合实力十强县市”行列。

１９９８年，丹江口市宣布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过百亿元（１００·９７亿元），财政收入２·８５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５００元，不仅再次“夺得”湖北省十强县市桂冠，而且荣获“全省经济效益目标考核十佳县市”奖牌。

然而，据十堰市有关部门披露，丹江口市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财政“虚收空转”问题，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到１９９８年，其财政“虚收空转”金额达１１８７９万元，另外，还在银行贷款１７００万元抵交财政收入，才凑够２·８５亿元，１９９９年，按照该市下达的３·２亿元的财政收入计划，其“虚收空转”的金额又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但是，就在《半月谈》曝光之后，７月２９日，《十堰日报》在一版头条《丹江口市工业经济红红火火》的报道中仍然说：“截至６月，（丹江口）工业经济实现利润１６７０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９２·５％。”而十堰市经贸委的统计数据表明，该市工业经济利润仅比去年同期增长０·６％。

明知道是假的，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进行宣扬呢？

１０月２０日，记者采访了丹江口市委书记张达华。

这位书记用一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当地的统计造假：“不准是绝对的，准确是相对的。”

记者单刀直入地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１９９８年财政收入２·８５亿元有没有水分？”

张达华：“这要分两个口径，一是通过地税、国税、农税部门收到国库的有１·６７亿元，二是预算外的一块１·１８亿元。”

记者：“１９９８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５００元，实际有没有这么高？”

张达华：“这个我不能说，那是统计部门根据统计的一整套法规统计的，不是基层报的。”

记者：“丹江口市早在１９９６年就已经实现整体脱贫，那时候你是市长，几年过去了，你认为丹江口的农民是不是真的脱贫了？”

张达华：“我们没有脱贫，只是越过了温饱线，是全省第一批越过温饱线的县级市，国务院授予我们脱贫先进县市称号，表明我们在农村脱贫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记者追问今年年报怎么报的问题时，张达华表示：“市里已经开过好几次会议，强调要确保今年的年报统计质量，准备在１１月下旬召开有关领导和统计人员大会，同各乡镇长签订责任状，哪里出了问题哪里负责。”

如果丹江口市的领导真的有这个勇气，那么，今年的年报结束后，将出现一个极端尴尬的局面－－－－过去居高不下的“政绩”必然一落千丈！这恰恰就是丹江口的主要领导最不愿触及的焦点问题。

９月１５日，在丹江口市委就造假问题向十堰市委所作的一份洋洋数千言的书面检讨中，有一段话虽然空洞、客套，但很说明问题：“市委、市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脱离实际、盲目攀比，片面追求壮块头、增数字，而不顾客观可能，搞诸如争创中等城市和一些达标升级活动，下达过高的经济指标，从而为虚报数字埋下了隐患，使经济指标居高不下。”

这里讲的“壮块头”，在丹江口乃至十堰市都是公开的秘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几年来，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一直在闹“独立”－－－－脱离十堰市，升格为省直管的副地级市。无奈，只是“块头”太小，不引人注目，经过这几年的“数字工程”建设，丹江口的“块头”早已让他身边的穷兄弟们望而生畏，仅以１９９８年为例，丹江口财政收入为２８５７５万元，接近十堰市所辖的其他５个县（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的财政收入共２９５５１万元）财政收入的总和。

据了解，丹江口市近年来所制定的那些超常规、违背科学规律的国民经济计划，无不出于“壮块头”的需要。当地不少有识之士告诉记者，丹江口的领导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浮夸的后果，但是，数字造出来后，“政绩”早已宣扬出去，如同骑上了老虎，想再下来就难了。所以，只能使“前赴后继”，硬着头皮也要撑下去，特别是乡镇、村换届选举之后，一些干部一上任就被迫背上前任造假虚报的沉重包袱。

现在，面对基层群情激昂的打假呼声，有关领导却依旧按兵不动，丹江
口市委不仅没有对新闻单位揭露的问题进行清查，反而放出风来要处理无辜的村文书，企图转移矛盾；湖北省有关部门竟然置虚假连天的造假事实于不顾，于９月１６日作出了一份含有对新闻报道反调查意思的《关于对〈如此造假的统计年报〉一文所反映情况的核查报告》；一家权威新闻单位关于丹江口造假的“内参”已经发出，也被追了回来……

　　武当山区委分管农业的组织部长谢用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一连串的反问：“我们承认有水分，但这个问题全国都有，哪个数字是准确的？你说打鱼的、养猪的，千家万户，你能家家户户去调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