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員的恐懼：忠誠難保平安(圖)

遊客走過一面印有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頭像的牆。(圖片來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1月4日訊】一、領袖一句，生死兩途

最近報載，中共處分了大量的黨員，讓我們不禁想起過去在毛澤東時期許多人的遭遇！同樣一段曾經參加國民黨的經歷，可以使人遭到批鬥，也可以在領袖一句話之後，不再成為入黨的障礙。

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記載，吳潔曾任北平醫院院長，早年加入過國民黨。文革初期，這些經歷使他遭到批鬥、毆打，並被關進「牛棚」。後來恢復工作，他仍害怕再次受到整肅。

國民黨經歷帶來的政治風險，並非只有吳潔的個人回憶。廣州官方黨史記載，建政初期，國民黨等組織人員被要求限期「登記自新」，並受到群眾檢舉。學術文獻轉引1954年公安部報告，鎮反期間被殺者達71.2萬人；這是各類被定為「反革命分子」者的總數，不能全部算成國民黨員。到了文革，中共官方資料也承認，許多起義投誠人員遭到迫害。曾經合作、接受領導，為何仍不能換得穩定的權利保障？

1972年2月，尼克森訪華之前，毛澤東病況改善，邀參與診治的醫師吃飯。席間，他問吳潔是不是共產黨員。當時要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並不容易！吳回答不是，並提到原因是自己過去加入過國民黨。據李記述，毛說：「我以前也加入了國民黨。這有什麼關係？」隨後要李通知北京醫院，讓吳潔入黨，由自己擔任介紹人。

這不是法院撤銷冤案的判決，而是最高領袖對入黨資格的介入。令人感慨的是：同一個人的過去，為何可以先成為迫害的理由，後來又在領袖認可之下獲得不同評價？

同一本回憶錄還保存另一段故事：延安搶救運動（搶救運動就是要搶救這些人的思想回歸共產黨）中，理髮師王惠被逼承認準備刺殺毛澤東，後來才向毛說出，不照審訊者要求認罪，就不讓睡覺。兩件事不能混成一件，卻共同指向一個問題：當個人遭遇冤屈，為何安全如此依賴領袖的介入？

最近，中共大批處分人員的消息，再次引起關注。以已公布的2024年統計而言，全國紀檢監察機關處分88.9萬人，其中黨紀處分68萬人；前一數字已超過江澤民時期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的84.615萬人，也超過胡錦濤時期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的66.8萬餘人。

各時期統計範圍與制度背景不同，不能直接等同比較，更不能將全部處分視為政治迫害。這些龐大的數字值得我們追問：每一次處分，是否都有可以檢驗的證據、公平的程序與有效的救濟？本文更關心的是，當權力缺乏有效制衡時，一名普通黨員如何活下去。

二、忠誠不改，標準常變

張戎在《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中，留下了比統計更令人難忘的家庭記憶。

她的父親張守恩是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幹部。1967年，他寫信要求毛停止文革，隨後遭到拘押。離家時，他仍勸妻子不要仇恨黨，相信黨終會改正錯誤。

然而，信任並沒有保護他。依張戎記述，審訊者以妻兒將與他斷絕關係相威脅，逼他寫認罪書；父親回家後，出現失眠、言語混亂與強烈猜疑，甚至把妻子的照顧理解成組織派來的監視。母親四處求醫，醫療協助卻又受到政治權力阻擋。

令人痛心的，不只是他被整肅，而是支撐他一生的信念，竟與正在傷害他的現實衝突。他想相信黨，又無法否認眼前發生的事；他不肯承認捏造的罪名，卻也不能靠說明事實獲得安全。

三、身陷矛盾，何以自處

一個人受到自己信仰的組織傷害，為何仍可能相信它？這並不是一句「被洗腦」就能解釋的問題。

歷史學家南希．阿德勒研究部分古拉格倖存者，發現有人遭受迫害之後仍忠於黨。她提出的解釋包括政治信仰、認知失調、生活資源依賴與創傷連結。這提醒我們，依附未必只是投機，也可能與理想、身份和生存需要交織！

以認知失調的角度理解，當「黨代表正義」與「黨正在迫害我」彼此衝突，人可能修改原有信念，也可能把責任歸給少數執行者，努力保留對組織的信任。這是相當值得分析的心理歷程。

精神科醫師羅伯特．利夫頓研究思想改造提供我們另一個重要視角。他分析「教義高於個人」、反覆認罪及封閉語言：當個人經驗與組織教義衝突，受到壓抑或重新解釋的，往往是個人的經驗。

將這個視角放回張守恩的遭遇，我們便能提出更具體的問題：當人不被允許相信自己的清白，又不能拒絕組織的裁決，他還有多少空間維持自主判斷？

歐威爾《一九八四》的「雙重思想」，也讓人看見一種政治荒謬：昨天被要求相信的事，今天可以被宣告從未存在，而人民仍須承認權威始終正確。

因此，我更願意追問的，是一個制度為何要讓人承受如此昂貴的忠誠成本：為了保全自己，竟得反覆衡量，說出真話會不會使自己及家人受到傷害？

四、權利有界，心靈有依

民主與法治的重要性，也存在於政黨內部。一名黨員應能提出異議、知道指控、說明事實，並對處分提出申訴。規則應事先公開，處理程序應容許檢驗；黨的紀律權，更不能取代國家的司法程序與公民權利。

政治立場不同、得罪掌權者或拒絕說違心話，都不應使人失去基本保障。

這些制度，也有深刻的心理意義。心理學家史蒂文．梅爾與馬丁．塞利格曼對壓力與可控制性的研究指出，能否對不利處境採取有效行動，是理解壓力反應的重要因素。當解釋、申訴與求助都可能有效，人是否更能維持行動的希望？

法治給人的一份重要安定，是讓人知道：今天失去掌權者的喜愛，仍然可以提出證據；今天受到錯誤指控，仍然有地方申辯。

民主國家也會發生冤案與權力濫用，制度更不能保證人人免於精神疾病。然而，公開批評、獨立審判與有效救濟，使傷害有機會被揭露、制止和修補。

一個人的尊嚴，不應等到平反之日才重新出現。

五、願你平安，不必噤聲

依2026年公布的官方統計，中共黨員已超過一億人。這些人不是同一種人格，也不都懷抱相同目的；其中有人相信理想，有人盡職工作，有人承受壓力，也有人拒絕傷害他人。

我們可以理解人在威脅下的退讓，也應看見退讓可能付出的代價。把壓抑與服從美化為「適應良好」，容易讓製造恐懼的制度免於追問，也讓受害者承擔本不該由他獨力負擔的責任。

對承受壓力的黨員，我所盼望的，是你能保留判斷是非的能力，珍惜可信任的關係，在有需要時取得醫療與心理支持。更根本的責任，仍在制度：不能一面製造任意整肅的恐懼，一面要求每個人提高承受能力。

當一個人必須不斷證明忠誠，卻無法知道明天的忠誠標準，他究竟如何安心生活？

如果連黨員的命運，都需要領袖一句話保全，普通人民又能依靠什麼？

今日同志，明日敵人。真正值得追求的政治環境，是無論站在哪一邊，每個人的自由、尊嚴與生命，都有權力不能任意跨越的界線。從中國共產黨這麼多黨員同志遭到處分，除了讓我們感受到身為共產黨員的艱辛與不易，也提醒那些臺灣期盼回歸中國統治的人們瞭解，要有很強的心理素質才能在中國共產黨管理下平安生活！

（本文為《上報》授權《看中國》轉載。原文鏈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