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點名挽留張愛玲但她還是「潤」了(圖)
張愛玲在上海的最後三年

2026-10-30 12:15 作者:賈小凡

張愛玲。（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49年，上海即將易手。周恩來同夏衍商量中共接管上海後的文化工作。

夏衍1927年就加入中共，1929年同魯迅一起籌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是左翼電影運動的開拓者之一，報告文學《包身工》就出自他手。上海易手以後，他還出任上海文管會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主管上海文藝界。周恩來在談話中提到幾位從來不屬於「進步文化陣營」的名人，叮囑要設法爭取他們留下，其中有劉海粟、張愛玲。夏衍晚年回憶這件事時提到，周恩來在重慶的時候，已經輾轉讀過張愛玲的《傳奇》。

然而三年後的1952年7月，張愛玲離開上海去了香港，終生再沒有回大陸。

從1949年5月上海易手，到1952年7月離開，張愛玲在中共政權下的上海住了三年。這三年發生了什麼？這三年裡，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相繼展開，毛澤東親自出手批判電影《武訓傳》，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運動接踵而來，她賴以為生的那個文化環境一年一年變了模樣。她和導演桑弧的感情，也在這幾年裡從彼此扶持走到了各自分開。一個作家怎樣被時代推著走，一個時代的文藝生活又怎樣被紅色政治重新安排，張愛玲在上海的最後三年裡，都看得清清楚楚。

同在名單上的劉海粟，後來被抄家批鬥；從美國應邀回國的老舍，在文革中受辱，死在北京太平湖；就連當年奉命爭取她、還想給她安排工作的夏衍本人，也被關押多年，直到1975年才獲釋。

周恩來爭取非左翼作家圖什麼

說起周恩來為什麼要特別點張愛玲的名，周讀過《傳奇》，只不過是個人的閱讀喜好，解釋不了他為什麼要專門過問一個女作家的去留。

要理解這件事，得先看1949年的張愛玲是什麼處境。抗戰勝利以後，她因為和胡蘭成的關係，在輿論裡被歸入「文化漢奸」一類。1947年她在《有幾句話同讀者說》裡寫道，自己從沒想到需要辯白，這一年來卻常被人議論，好像被列進了文化漢奸的名單；她還說，自己寫的文章從不涉及政治，也沒拿過任何津貼。陳子善認為她這話說得太輕巧了，當時的社會輿論，實際上已經把她判定為「女漢奸」之流。說實話，周恩來點名要爭取的這位作家，沒什麼政治資本，身上還背著一層很重的嫌疑。

然而周恩來交代給夏衍一個方針。據夏衍記述，赴上海之前，周恩來要求把團結的範圍放寬，過去不問政治的人，甚至反對過共產黨的人，只要願意留下、「愛國」、肯為中共做事，都應當爭取。張愛玲正好落在這個範圍的「最邊緣」。連她這樣的人也寫進爭取名單，等於向整個上海文化界示好：中共「團結」的範圍放得有多寬，名單上的名字越出人意料，這個姿態就越賣力。

上海的文化生產當時大半還握在民間手裡。拿電影來說，國營創作隊伍還沒建立起來的那幾年，全國每年將近四分之三的國產片出自私營公司。張愛玲1947年為私營的文華影片公司編劇《不了情》和《太太萬歲》，導演都是桑弧。《太太萬歲》上映時場場爆滿。中共要接管的，正是這樣一張由編劇、導演、報人、出版商和讀者連起來的圈子，圈子裡叫得響的名字，能留下一個是一個。張愛玲又是這張網裡最難歸類的一個。她大紅大紫的成名跟「革命立場」沒有什麼關係，筆下寫的是家庭、生計、婚姻等，和講集體、講「革命敘事」離得很遠。

1988年，夏衍談起自己為什麼欣賞張愛玲、希望她留下，說得很坦白：「一是愛才，二是由於恩來同志一直教導我們的『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一方針。」顯然，愛才是出於文學成就上的判斷，「團結」則是政治工作。

張愛玲在上海的最後三年

這三年裡張愛玲怎樣觀望、試探，又怎樣一步步沉默下去，最近，柴靜在她的節目中有細緻的梳理。

部分參考柴靜的整理，1949年4月，上海還在放映桑弧導演的《哀樂中年》，張愛玲參與了劇本，沒有署名。文華公司的老闆吳性栽去了香港，她要走也走得了，卻留了下來。三年前她寫過一篇《中國的日夜》，說滿街打著補丁的藍布，在她眼裡就是中國的國色；她也說過，文人像園子裡的樹，挪出去就得連根拔起。到了1949年，上海還有她的筆、她的朋友，還有她的感情。

可這一整年，她一個字也沒有發表。與周恩來相熟的作家趙清閣約她給《大公報》寫稿，文章一登出來，就被另一家左翼報紙罵作敵偽時期的行屍走肉，魏紹昌說她從此噤若寒蟬。報上那時正為一個問題爭了好幾個月：小資產階級還能不能寫？夏衍回答當然可以，北京的《文藝報》隨即點名批評夏衍右傾，主持《文藝報》的正是丁玲。

張愛玲說過，無產階級的故事她不會寫，她只會寫戀愛、結婚、生老病死。這個問題怎樣回答，直接決定了她還能不能靠寫作活下去。

1950年3月，張愛玲的《十八春》開始在《亦報》連載，寫的正是小資產階級的愛情。男女主角是兩個職員，感情溫厚，下雪天烤著火，聽樓下叫賣豆腐乾的聲音漸漸遠去，盤算著怎樣攢錢結婚。署名改成了「梁京」，她後來告訴宋淇，這個筆名是桑弧替她取的，她自己的理解是梁朝京城，帶一點「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意味，暗指她的家世。連載前一天，桑弧化名在報上推薦，稱讚作者的思想感情比從前沉著安穩，是可喜的進步。這部小說成了她在上海市民中影響最大的作品，有女讀者哭著找上門來，說書裡寫的就是她自己。

張愛玲後來在給朋友的信裡提到，桑弧還拿蘇聯小說舉例，算出一個「一片大好」的市場，勸她留在大陸。

同一個月，桑弧開拍《太平春》，一部動員群眾購買政府公債的片子。6月上映前，他先公開檢討了自己身上的小資產階級包袱。張愛玲化名寫了一篇影評，她一向喜歡年畫、社戲、昆曲，還向弟弟推薦過《白毛女》和《小二黑結婚》。可同一場電影裡，銀幕上半夜砸門抽壯丁，她說想起杜甫的「有吏夜捉人」，在擠滿人的熱戲院裡，從身上一直冷到頭皮。

張愛玲的影評刊出第二天，《文匯報》主編就點名批評桑弧的小資產階級溫情需要改造，夏衍隨即出面替他說話。柯靈在給黃佐臨和桑弧的信裡轉述，說那些批評不正確，以桑弧過去的作品來看，這部片子是一次飛躍的進步。

張愛玲拿中共配給的土布自己設計了一件喇叭袖的唐裝，穿去登記戶口。幹部問她識不識字，她反倒覺得驚喜，因為她向來不喜歡某些知識份子端著架子的樣子。不過那以後她心裡突然明白，一個人穿什麼，已經可以被看成政治態度。

那年7月24日至29日，上海市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虹口的解放劇場舉行，代表名單上有她，用的仍是「梁京」。柯靈後來回憶，那天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而當時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灰布中山裝。龔之方也記得，她拿著代表證去開會，坐在最後一排，不讓人注意她，在他看來，代表名額顯然是夏衍替她安排的。

會上的一幕有些令人心寒。曾經支持過她的趙清閣，被拉上臺當作「白專典型」做檢討。趙清閣原本堅決不肯，會前一晚，領導派了人守在她家，不答應檢討就不走。第二天她在台上一直流淚，台下的人還覺得她檢討得很深刻。散會後她最後一個走出會場，看見張愛玲在門口等她。張愛玲什麼也沒說，只伸出手來，跟她握了一握。此後三天，張愛玲沒有再到會，報上說她是冷氣太足、著了涼。就在這三天裡，大會通過決議，當年冬天組織上海作家下鄉，參加華東土改。

張愛玲在《秧歌》的跋裡，記下了那段時間聽來的事：下鄉的知識份子大多隨身帶錢，在鎮上買私房菜吃，否則就得跟著農民挨餓；她認識的一個女孩在南昌附近鄉下，和農民一起喝摻著一段段青草的米湯。她還在上海看過一部土改電影，從時間和情節推斷，應是吳永剛導演的《遼遠的鄉村》，銀幕上是土改後的豐收，潛伏的特務放火燒糧倉。她當時就想，這個情節要不是憑空編造，就是農民的報復被扭曲了。這個念頭後來促成了《秧歌》的內容，書裡有個下鄉挨餓、不敢說又不得不寫的編劇，把饑民搶糧、幹部開槍改寫成了特務破壞。她說，人有適應環境的本能，這沒有什麼不對，終究是可悲的。（想來，這話也包括指向她自己。）

1950年10月，中共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和「抗美援朝」相繼展開，美國電影從上海的銀幕上消失了。張愛玲的小說《小團圓》裡，九莉說自己不再看美國片。上海組織起兩萬多民兵，1951年4月一次抓捕了八千多人。後來張愛玲在《赤地之戀》裡寫過一個替丈夫喊冤的女人，得知丈夫已被槍斃，反倒寫了坦白書，說人民政府絕不會錯殺一個人，他被處死就證明他有罪。

從1951年2月起，張愛玲沉默了八個多月，對外只說在醞釀下一部小說。這八個月裡，上海文藝界經歷了桑弧所說的一場大地震。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武訓傳》出自上海私營的崑崙影業，1950年12月中宣部、文化部等單位審片時，在場的領導看了都很滿意。社論發表後，到5月底的十一天裡，公開發表的批判和檢討文章就有108篇，到8月底超過850篇。8月，夏衍的檢討登上《人民日報》，承認兩年來沒有用無產階級思想領導上海文藝工作者進行自我改造。桑弧在學習班裡很積極，希望入黨；他後來說，此後上海的電影人只求政治無過，不求藝術有功。1952年的國產片數量，從前一年的23部跌到只有8部。

中共的思想改造運動從1951年秋天起在知識份子中鋪開，三反五反又在1951年底到1952年間席捲各行各業，留給一個靠寫字和編劇為生的人的空間，越收越窄。

這段時間張愛玲在寫《小艾》，一個舊社會的女佣在「解放」後得到「新生」，這是她自己說的、她唯一知道的無產階級故事。小說裡的男人熱心學習，回家常給妻子講新民主主義和社會發展史，妻子坐在一旁靜靜聽著，張愛玲卻寫：她彷彿覺得，理論是男人的一種裝飾品。

1951年11月，《小艾》開始連載，這是她在大陸的最後一部作品。12月起，《亦報》頭版接連刊出三反的消息，誰被審查，誰被逮捕，誰自殺了；小說登在第三版副刊上，寫的仍是解放前的上海，晾在竹竿上的藍布褂子，黑得像船艙的閣樓，插在玻璃杯裡的梔子花。1952年1月，小說匆匆收在一個光明的尾巴上。連載結束的同一個月，張愛玲向香港大學申請復學。

從《十八春》到《小艾》，她的筆一步步往後退。先是把小市民的愛情送去東北，接著只能回頭去寫舊上海，再給它裝上一個「光明的結尾」。三年裡她沒有和誰公開衝突過，靠的是化名、沉默，和越來越少的發言支撐著那段日子。

三年裡，離她最近的人是桑弧。兩人的合作始於1947年的《不了情》和《太太萬歲》，此後她還把《金鎖記》改編成電影劇本，仍由文華出品、桑弧導演，女主角也定了張瑞芳，劇本寫完了，電影卻沒能開拍。

張愛玲晚年寫的自傳體小說《小團圓》裡，導演燕山的原型就是桑弧，作家荀樺的原型是柯靈。九莉認識燕山時，正是她最落魄、靠美軍罐頭裡的西柚汁過日子的時候。燕山約了幾個朋友在家裡請荀樺吃飯，把九莉也叫上，大概是想托荀樺替她找條出路，只是這層用意他沒告訴她。可兩人之間也隔著東西。燕山問她，你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她覺得這是七八歲孩子看電影才會問的話，笑著說自己當然認為自己是好人，對方眼裡陡然亮起希望的光，她心裡卻皺了一下眉。她看得出燕山的陰鬱和不安，電影人離不開機構才能生存，她說他是一個徹底的「機構人」。即便如此，九莉後來說，燕山的事她從來沒懊悔過，因為那時候幸虧有他。

1951年，桑弧結婚了。就像《小團圓》裡的情節，九莉笑著問燕山預備什麼時候結婚，燕山笑著答道：「已經結了婚了。」⋯⋯第二年張愛玲去了香港，後來又去了美國，兩人直到離世，都不曾在公開場合提起對方。

這段感情為什麼沒有走下去，研究者至今找不到可靠的說法。桑弧留在上海，拍出了中國第一部彩色戲曲片《梁山伯與祝英臺》和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文革開始後，他遭到輪番批鬥，一度說自己此生再也不拍電影。2004年桑弧去世，遺物裡有一袋1947年的底片，沖洗出來，是26歲的張愛玲，在陽台上，在臥室裡，在燈下，面對著鏡頭後面的他。這些底片他保存了五十多年，沒有沖洗，也沒有對任何人提起。

柯靈回憶，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成立後，夏衍兼任所長，柯靈做他的副手。夏衍跟他說過，想請張愛玲來當編劇，可是「眼前還有人反對」，只好再等等。柯靈還沒來得及把消息轉告張愛玲，她已經去了香港。夏衍肯替她張羅位置，可見欣賞是真心的，可連夏衍出面都辦不成，是否又說明體制內部對她的態度並不一致？

1952年3月，港大批准張愛玲復學。她沒有單位，直接去派出所辦手續，警察一聽她要去香港，臉立刻沉了下來，好像案情嚴重；她瞞下了自己的作家身份。為了日後寫小說，她托旅行社辦了路條，去了一趟杭州，吃麵時只吃澆頭，把麵剩下，見同桌有人看了她一眼，她頭皮一凜——那正是三反裡反浪費的時候。臨走前，《亦報》的唐大郎和龔之方張羅了一頓飯，夏衍也在座，還想托他們勸她留在上海。同桌的報人其佩回憶，那天氣氛很尷尬，誰都沒說什麼話。唐大郎剛從革命大學改造回來，正在報上批判自己，《亦報》也在這一年停刊。

7月，張愛玲提著兩個箱子走了，書全部送人或賤賣，箱子裡帶著一本家庭相冊。她從羅湖橋出境，前一年公布的《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以反革命為目的偷越國境，最重可判死刑。她把出境證交給鐵絲網那頭的香港警察，在太陽地裡等了一個多小時。這邊站崗的解放軍是個北方男孩，制服又大又皺，看不過去，叫她們去陰涼處站著。張愛玲後來寫到這個小兵，說那一剎那，「種族的溫暖像潮水一樣沖洗上來」，最後一次從她身上衝過。

剛到香港時張愛玲沒有錢，中斷了港大的學業，睡在女青年會的水泥地上，後來進了美國新聞處做翻譯。1954年她連載《秧歌》，那是她自己要寫的書；第二部《赤地之戀》，她自述是受美國新聞處委託，得受別人大綱的約束，結尾同樣是「一條匆匆的光明尾巴」，男主角從朝鮮戰俘營回到大陸潛伏。她寫從中得出的教訓是，太違心的事沒有好結果。夏衍那邊的評語道：張愛玲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1969年在拉德克利夫研究所的英文演講裡，張愛玲說：「1949年以來，大陸作家在比斯大林時期的俄國更嚴格的意識形態要求下僵住了。」說這話時，她已離開上海整整十七年。

同在名單上的劉海粟

和張愛玲對照，劉海粟是最直接的一個。夏衍追述的那份爭取名單上，本來就同時寫著他們。張愛玲走了，劉海粟留了下來，可當年周恩來點名被視為值得爭取的名人，後來並沒有因此躲過政治運動。

據女兒劉蟾回憶，劉海粟1958年被劃為右派，到了文革，又被抄家、批鬥，家人被拆開分別審問，大量書信和作品就此散失。她記得紅衛兵在家裡燒東西，記得父親在客廳挨鬥，母親在臥室挨鬥，孩子們在地下室交代問題。劉海粟自己留下的記錄寫到，1966年8月24日抄家那天，他的書畫和收藏燒了整整五個小時，之後又有一撥撥人上門，搬走物品、照片和日記。

1949年被鄭重爭取的，是一位有社會聲望的藝術家；十七年後被付之一炬的，正是他的作品、收藏、書信，一輩子的積累。人是留下來了，遺憾的是他賴以立身的藝術卻沒有保住。

老舍：應邀歸來投身太平湖

如果說劉海粟讓人看到留下之後的光景，老舍的結局則把盛情邀請和後來命運之間的落差推到了極處。

1949年，老舍還在美國。中國作家網刊文引述舒乙的說法，同樣也是周恩來向文藝界提出要請老舍回來，由郭沫若、茅盾等老朋友聯名寫信，輾轉交到他手上發出盛邀。同年10月，老舍從舊金山動身，12月回到北京。他是帶著期待回來的。

回國以後，老舍擔任了多項文化職務，1951年獲得「人民藝術家」的稱號，寫了《龍鬚溝》，後來又寫出《茶館》。有一段時間，他本人幾乎就是新政權尊重文化人的活證明。可到了1966年這些榮譽一樣也保護不了他。那年8月23日，老舍被紅衛兵批鬥、毆打，第二天死在北京太平湖，通行的記述認為他是受迫害後投湖自盡。

奉命「留人」的夏衍

還有一個人的遭遇更帶諷刺意味，就是夏衍。他是中共文化工作的參與者和執行者，深諳周恩來的團結方針，替張愛玲爭取過文代會的席位，也確實想過把她安排進電影劇本創作所。作為紅色文化名人夏衍本該安全得多，他有黨內資歷，又長年主管文化工作。

事實恰恰相反。1965年，夏衍被撤去文化部副部長的職務；文革開始後，他被批鬥，隨後長期關押，到1975年才獲釋。有關這段經歷的記述，留下了他身體受到的損傷、被審查的處境，以及漫長的囚禁生活。

夏衍深信不疑的中共的所謂「團結」，究竟能容下多少不同的聲音？周恩來的賞識和親自關照，又能不能保護文化人不受侵犯？劉海粟被燒掉的書畫、老舍挨過的打、夏衍失去的那些年，僅這些早已經給出了沈重的回答。這些人都曾得到過臨時給出的待遇，然而政治風向一變，所有的附加條件還不是隨時可以被收回？

張愛玲刪掉的那個結尾

多年以後，張愛玲把《十八春》改寫成《半生緣》，那個讓人物奔赴東北、投身「新社會建設」的結尾，被她一筆刪去了。這處改動透露出她對那套宏大敘事始終存著的戒心。或許在她看來，小說裡那個人丟掉的東西，不因為有人許諾了「光明」的前途就能找補回來，日子換了個樣子，心裡的疑惑和傷痛也照樣還在。

回頭再看1949年那份爭取名單。周恩來一度想挽留張愛玲，大概是真的，可這份看重始終服務於中共的統戰需要。統戰要的是名人留下來，替中共宣傳撐起「團結」的門面。至於留下來的人往後能不能照自己的心意寫字作畫，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作品、自由和性命，從來不在這套方針的考量之內，也根本沒有保障。在一個靠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來改造人心的體制裡，今天被爭取的對象，明天就可能成為被鬥爭的對象。

張愛玲潤香港、潤去美國，又寫了四十多年，一直寫到1995年。她筆下的人物照舊在生計和感情裡計較、掙扎，那個被她刪掉的小說結尾，她再也沒有寫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