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6年10月10日訊】我的至親友好今年有多人離世，其中最讓我失落的，是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退休教授梁英明，他享壽九十五歲。梁英明是我爸媽在印尼梭羅華僑公學（初中）的學生中最有才華的一位。其後他到雅加達巴城中學讀高中，一九五〇年高中畢業後留校做高中歷史老師，也是我的學長與老師，他也在這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應是印尼與中國建交後所發展的第一批黨員之一。
我們都在一九五五年的不同船期回中國。他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我則第二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兩所學校雖然相隔只有一兩站公車路程，但我們只是偶然見過一次面，那是一九六〇年春天，貝多芬第九交響樂在北京首次演出前夕，我在北大側門突然看到他，他匆匆說去搞票子。那是「黃色音樂」在中國的迴光返照，人大已經沒有人敢提它，他還敢去買票。
請繼續往下閱讀...
我於一九七六年到了香港，大概兩年後，梁英明夫婦和兩個女兒也出來。當時香港不承認中國學歷，即使有北大任教經歷，也無法找到合適工作。他太太是北京人，不適應香港環境，尤其語言不通，遂決定回北京，大女兒留在香港由兩個弟弟照顧。
一九八三年十月他被派往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回來經過香港，他對我說的第一件事是：韓戰是北韓首先入侵。他在哈佛看了許多相關資料。他明白我們在印尼都被共產黨騙了。另外，他翻閱過期的《中報》，指裡面王山寫的中國專欄，就是我寫的，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此後我們再也沒聯繫。
二〇一六年我認識了一位在北京就讀過的同學，後來我知道他認識梁英明，請他告知梁我在臺灣。梁英明應該早知道，也沒有驚訝，他瞭解我為何離開香港。這位同學後來轉給我一篇梁英明的文章，那是他為華公建校九十週年出版的特刊寫的。他在文章寫道，我爸媽都是很好的老師，尤其是媽媽的音樂課，特別寫到曾在香港透過我見到我媽媽。他說，因為有我的名字，特刊拒絕刊出這篇稿，但他堅持尊重事實不肯改，最後還是刊出了。
最近我用AI查了一下，梁英明從來沒有對臺灣說三道四，也就沒有反對過台獨。以他的身份，當局會利用他作統戰工具，可能被他婉拒了。但二〇一六年他在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採訪時說，應理智看待海外華人，並明確區分「華僑（仍具中國國籍者）」與「華人（已入他國國籍者）」的認同差異，顯然不認同中共利用華裔，這是我們這一輩的教訓。
與他形成對照的，是我梭羅表姐的丈夫羅豪才。他是新加坡僑生，比梁小三歲，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挂了各式學術與統戰機構頭頭的頭銜，一九九八年混到副國級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還兼任中國和統會會長，我一生沒有和他見過面。
梁英明著有《東南亞史》，是中國第一部東南亞通史，雖有突破，也有不能寫的內容。如果他在香港或臺灣，會有更大貢獻。
（作者林保華是資深時事評論員）
附件：
追憶華公，感念師恩（梁英明）
1931年，我出生在中爪哇的歷史文化名城——梭羅市，在梭羅河畔度過了我的快樂青少年時光。我曾先後在梭羅中華學校、梭羅華僑公學和雅加達巴城中學就讀，1950年高中畢業，又留在巴中任教五年。
1955年回到中國，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留系講授亞非現代史，其後調到北大亞非研究所（現歸屬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直到退休。
離開印尼已有六十一個年頭，但美麗的椰島之國依然是我夢中的故園。這不僅是因為那裡有我親愛的爹娘，也因為有我難忘的老師和同窗好友。我在梭羅華僑公學唯讀過兩年書。但是，在華公的學習生活依然給我留下了美好而難忘的記憶，華公也對我的成長具有深遠的影響。
日本侵略軍佔領印尼時期，當地所有的華文中學曾被關閉，只有華文小學還可以繼續存在。1944年，我在梭羅中華學校高小畢業後，就被迫輟學了。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梭羅熱心華僑教育的人士立即籌備復辦華文中學。我就在華僑公學招生的第一年考進了這所學校。因為我在小學畢業後曾補習過一些功課，因而順利升入了華公初中二年級學習。
當時，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印尼社會百業凋零，物資匱乏，華公就是在這樣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辦起來的。當時，它只有一所簡陋的校舍，連操場、實驗室和圖書館都沒有。我上數學課需用的三角板和圓規，都是我從舊貨市場上買到的。但是，華公的老師們都以飽滿的熱情和認真負責的精神教課，同學們也如飢似渴地努力學習。在華公的兩年裡，這些老師們不僅給了我們許多新的科學知識，也使我們感受到優秀文化的薰陶。也許正是這種艱苦的環境，培育了大家對母校的深厚感情。此後，師生們雖然散居各地，多年未能重新相聚，但我心中仍時時刻刻想念母校，想念當年在華公的學習生活。
當時，華公的老師們幾乎都是從中國著名大學畢業的。他們都是學識淵博而又循循善誘，最使我難忘的是我們的校長林維新老師和他的夫人國懷瑛老師。這兩位老師都畢業於中國當年著名的燕京大學。林老師教我們的國文課，他的講解深入淺出，引人入勝，又很重視我們的寫作訓練。除了作文課以外，每個星期還要我們寫一篇週記。這對我們提高漢語寫作能力很有幫助。後來我在巴中當老師時，也要求學生寫週記。這不但可以讓學生提高漢語水準，老師還可以從中瞭解學生的思想和生活情況，加強師生間的思想溝通和感情交流。可以說，華公的教育理念正是秉承教書育人的原則。
國懷瑛老師是我們的音樂老師。在梭羅這個小地方的華校中，能夠有這樣好的老師來教我們的音樂課，是十分難得的。國老師教音樂課，與以前的老師最大的不同是，她首先教我們認識五線譜，我們此後學唱的歌曲也是用五線譜記譜的。我們在音樂課上除了唱歌以外，有時還要練習將五線譜的樂曲改寫成簡譜。國老師教我們唱的歌曲都是中國和外國的名曲。在我們學唱的著名歌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創作的第九交響曲（「自新大陸」）的第二樂章。這段樂曲在中國經李叔同先生填詞，稱為「思故鄉」。這略帶憂鬱傷感的樂曲，體現的是淡淡的鄉愁，令人回味無窮。不知為什麼，上了國老師的音樂課後，我就特別喜愛音樂，特別是喜愛歐洲古典交響樂。而國老師教給我的五線譜知識，我也牢記不忘。直到現在，德沃夏克的第九交響曲仍是我深愛的交響樂曲之一。而那一段「思故鄉」的優美旋律也常常使我想起在梭羅的少年歲月。
當時，我曾特別羨慕那些家中有鋼琴的同學，很想跟他們一樣有機會學習彈鋼琴，但限於家裡的經濟條件，我始終沒有能夠實現這個夢想。1947年，我初中畢業後離開華僑公學，到雅加達巴城中學讀高中，從此就沒有機會再上音樂課，但是華公的音樂課把我培養成了一名古典音樂的愛好者。幾十年來，在我的學習生活中，我一直深深地感受到音樂的無窮魅力。
記得我在回國以前，曾在國老師家裡看到她和林老師在燕京大學的「姊妹樓」門前台階上照的一張相片。當時的「姊妹樓」包括南北兩座建築，南邊的甘德閣是燕京大學女部主任辦公室，北邊的麥風閣是燕京大學音樂系用房。這兩座小樓都是古色古香的中國式建築。我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時，燕京大學已經不存在，它原有的校園已經成為北京大學校園，「姊妹樓」也已分別改名為南閣和北閣，但模樣依舊。我到北大報到的第一天，就首先去看看燕園著名的南閣和北閣。後來，每當我走過這兩座小樓時，我總是想起在國老師家看過的那張相片，也彷彿聽到房子裡傳出當年燕大學子們彈奏的悠揚琴聲。
說起來也湊巧，國懷瑛老師的公子林保華在巴中就讀時，就聽過我的世界歷史課。他後來移居香港，國老師晚年也定居香港，我有機會去香港時，曾與保華同去看望過她。國老師離開燕京大學多年，卻始終懷念母校。她知道我在北大工作，便委託我代她向燕大校友會捐款。我曾買了一本燕大校友會出版的紀念刊送給她，紀念刊內有她當年畢業時的照片，她看到後感到十分開心。國老師後來在香港的養老院安詳離世。
我至今難忘的另一位華公老師是教我們英文的林友仁先生。林老師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他是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他沒有威嚴的外表，卻以他的淵博學識贏得了學生們的敬愛。華公繼承了當年印尼華校的一個傳統，就是中英文課程並重。我感到最受啟發的是林老師教的英語語法課。他用圖解法（diagram）分析英文的三種基本句式，即simple sentence,compound sentence and complex sentence的結構差別，條理分明，使人一目瞭然。我在此後學習英語句式結構時，就經常使用林老師教給我們的圖解法，感到受益良多。
我們除了上課使用上海開明書局編印的英文教科書以外，林老師還讓我們學習其他的英文補充教材，包括莎士比亞的作品，如《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劇本中的一個片段。林老師曾讓我們背誦安東尼（M.Antony）在凱撒被政敵刺殺後，在葬禮上發表的著名演說詞。安東尼的演說辭藻華麗，邏輯嚴謹，既含蓄地讚頌了凱撒的豐功偉績，也譴責了布魯圖斯（Brutus）等殺手的凶殘。後來我在雅加達巴中任教時，曾在一家歐洲語文書店買到一部英文的《莎士比亞全集》（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終於讀到這部劇作的全文。我1955年回國升學時，將這部書帶到北京，珍藏至今。林老師講課時，還經常介紹一些與英語有關的趣聞軼事，啟發我們的學習興趣。我在離開華公多年以後，竟然還記得當年背誦過的莎翁劇作的一些名句。
告別華公將近70年，點滴往事卻依然時時縈繞心頭。而特別無法忘懷的是華公老師們對我的教誨。華公沒有巍峨的校舍，卻鼓舞我們追尋人生的廣闊天地。華公沒有華麗的校園，卻使我們感受到世界的多彩絢麗。這就是我心中的華公！
2016年5月
寫於北京大學承澤園
載《印尼華公建校90週年紀念刊》，2016年出版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