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機器人牽出華為20年竊密美企指控(圖)
2019年3月14日，在紐約市舉行有關華為關聯公司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規定的聽證會前，聯邦法院大樓外景。（圖片來源：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9月26日訊】（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綜合）一隻用於測試手機的機器人、一套路由器源代碼，以及一項據稱獎勵員工獲取競爭對手機密的內部機制，如今成為美國政府試圖證明華為長期實施商業竊密的重要證據。
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在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院的刑事審判已經持續數週。與圍繞孟晚舟、伊朗業務和中加外交風波的另一條主線相比，這場審判還有一個更直接的核心問題：美國檢方能否讓陪審團相信，過去20多年間發生在不同國家、不同員工和不同競爭對手之間的一系列事件，並非彼此孤立，而是能夠被串聯成一種公司層面的行為模式。
路透社報導，司法部庭審律師泰勒．斯托特（Taylor Stout）在開庭陳詞中將檢方的指控概括為「偷竊、謊言和掩蓋」，稱華為通過獲取美國企業技術以及誤導金融機構，為自身全球擴張謀取優勢。華為則全面否認這種描述。其律師布萊恩．赫伯利格（Brian Heberlig）告訴陪審團，本案涉及的是「競爭，而不是共謀；創新，而不是盜竊」，並指責政府把個別事件拼接成一個並不存在的犯罪藍圖。
一隻「Tappy」機器人為何如此關鍵
檢方最具畫面感的一項證據，來自美國電信商T-Mobile位於華盛頓州的實驗室。
T-Mobile當年擁有一套名為「Tappy」的機器人系統，專門模擬人手操作，對送交運營商的手機進行重複測試。美國司法部2019年公布的起訴書稱，華為工程師在獲得有限實驗室訪問許可權後，被指違反保密協議，私自拍攝機器人、測量設備尺寸，並在一次事件中將機器人部件帶出實驗室，以便中國方面研究複製。
司法部還稱，聯邦調查人員後來取得的電子郵件顯示，這並非單純因為某名工程師突然起意，而是涉及美國和中國兩地員工之間的溝通。華為當時則將事件歸咎於少數員工的不當行為。
如今，「Tappy」再次成為紐約庭審的重要內容。
據路透社報導，斯托特告訴陪審團，檢方將出示華為員工拿走機器人部件的視頻，並稱陪審團將聽到曾「當場抓住華為試圖竊取美國技術」的證人作證。
一個十多年前的機器人零件之所以重要，並不在於它本身價值多高，而在於檢方希望通過這起事件證明，華為員工對競爭對手技術的獲取並非普通的商業競爭，而可能與更廣泛的公司行為存在聯繫。
從機器人到思科源代碼
「Tappy」也只是檢方試圖拼起的技術竊密版圖中的一塊。
路透社報導，檢方在本次庭審中指控華為曾針對五家美國企業的商業秘密採取行動，其中包括試圖獲得思科系統（Cisco Systems）的網際網路路由器操作系統源代碼，以及T-Mobile的機器人測試技術。
美國司法部2020年的起訴材料範圍更廣。當時司法部稱，調查涉及六家美國科技企業，所謂被非法獲取的知識產權包括路由器源代碼、用戶手冊、蜂窩天線技術以及機器人測試技術。
檢方還指稱，華為獲取競爭對手技術的方法並不只有一種：包括違反保密協議、招聘競爭公司的員工並要求其提供前僱主資料，以及通過高校研究人員等第三方接觸相關技術。司法部同時指控，華為內部曾設置獎勵機制，根據員工提供競爭對手機密信息的價值給予獎金。
這項「獎勵機制」可能成為整個案件中比機器人零件更加重要的一環。
如果檢方能夠證明，這類信息收集行為與公司內部獎勵制度、跨國員工溝通以及商業利益存在聯繫，那麼案件就很難再被簡單解釋為個別員工的偶發越界。
司法部2019年公開的材料還稱，FBI取得的電子郵件顯示，華為曾要求員工通過加密郵箱提交競爭對手的機密信息，並按照信息價值提供獎勵。
14項指控縮至12項 檢方集中火力
經過近八年的司法拉鋸，真正擺到陪審團面前的案件已經比檢方最初設計的版本有所收縮。
2026年4月提交的第四次修訂起訴書列有14項罪名。開庭前，檢方決定不再推進其中兩項涉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指控，使進入庭審階段的罪名減少至12項；檢方同時放棄將一宗涉及所謂「公司2」的商業秘密事件作為敲詐勒索指控的預定行為之一。公開報導將「公司2」與摩托羅拉系統（Motorola Solutions）聯繫起來。
這種調整實際上也讓本次庭審的主線更加集中。
檢方目前重點圍繞幾類較具體的行為展開：獲取美國公司的技術、涉嫌掩蓋相關行為、與伊朗業務有關的金融交易，以及公司內部是否存在鼓勵或容忍獲取競爭對手機密的機制。
因此，陪審團需要判斷的已經不僅是「有沒有華為員工違規」，而是這些看似分散的事件之間，是否存在足以達到刑事證明標準的共同組織邏輯。
多項證據疊加 華為面臨的風險正在上升
從目前公開的庭審材料來看，對華為較為不利的一點，是檢方拿出的並非只有某一次員工違規或某一份爭議文件，而是試圖讓多種不同類型的證據相互印證。
T-Mobile事件中有具體的機器人部件、實驗室訪問記錄和內部通信；思科等案件則涉及源代碼和技術資料；司法部還掌握了據稱與員工收集競爭對手信息有關的內部郵件，以及針對這類信息設置獎勵的指控。
這些證據如果單獨來看，華為仍可以分別解釋為員工個人行為、正常技術競爭或管理漏洞；但當類似事件跨越多年、涉及多個競爭對手，又出現公司內部溝通和獎勵機制時，辯方要把所有事件都解釋成互不相關的偶發行為，難度顯然會上升。
對檢方而言，最關鍵的也正是這種「疊加效應」。
一個Tappy機器人零件不足以證明一家跨國公司存在長期犯罪計畫，一份思科源代碼同樣未必足夠。但如果機器人、源代碼、內部電子郵件、員工獎勵機制以及其他商業秘密案件能夠在陪審團眼中形成相互呼應的證據鏈，華為「只是個別員工失當」的辯護空間就會受到明顯擠壓。
美國司法部此前指控，這些行為幫助華為減少研發成本、縮短產品開發時間，並獲得市場競爭優勢。如今隨著案件進入陪審團審理階段，這些多年來散落在不同訴訟、調查和企業糾紛中的材料，第一次被集中擺在同一個法庭上。
對於華為而言，真正棘手之處或許已經不是如何解釋某一個機器人零件，而是如何說服陪審團相信，如此多跨越時間、企業和技術領域的事件，彼此之間真的毫無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