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香港 如今他們在找我(組圖)

以特邀攝影身份參加中國民主黨相關活動（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從一次普通的出行，到被現實關注的對象，這段經歷讓我重新理解表達的意義與代價。

2019年10月，我前往香港，原本只是為了接種HPV疫苗。那時的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出行者。

然而，在那次行程中，我意外地遇到了反送中運動最激烈的階段。街頭上，無數普通市民走上街頭，他們或許是學生、教師、白領，甚至是年邁的老人。他們雖然來自不同背景，但他們的訴求卻非常明確：從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到要求獨立調查執法行為，再到推動更廣泛的選舉權利，這些要求集中反映了人們對法治與制度保障的關注。

我只是路過，卻無法忽視眼前的一切。空氣中瀰漫著催淚瓦斯的氣味，前方是全副武裝的警察，後方是素不相識卻彼此照應的市民。有人遞水，有人分發口罩。那一刻，我第一次如此直觀地感受到，自由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普通人在現實中努力守護的東西。

就在那段時間裏，我曾被一名便衣人員攔下，對我的證件進行檢查。那一刻我感到不安，但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會在之後產生怎樣的影響。

回到中國大陸後，警方來到我的住處，將我帶到派出所進行審問。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即使只是出現在某些場合，也可能被記錄、被追溯，並帶來現實後果。

參加中國民主黨活動（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多年之後，我參與了中國民主黨的相關活動，並以特邀攝像的身份記錄過程。對我來說，這不僅是一種參與，更是一種延續——將當年在香港街頭所看到的那些聲音，以另一種方式保留下來。

但在參與和記錄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在當前的環境下，站出來就要承受更大的風險

就在近期，一件事情再次讓我意識到，這種風險並不遙遠。

中國警方以便衣身份前往我戶口所在地，找到我的親屬。他們要求我親屬轉達，希望我不要在境外從事「對國家不利的事情」。同時，對方反覆強調讓我盡快回去，並暗示如果不配合，事情可能會變得嚴重。

當我得知這一消息時，內心充滿了恐懼與不安。這不僅僅是針對我個人的關注，也直接影響到了我的家人。通過親屬傳遞壓力的方式，讓我清楚地意識到，在現實中，個人的選擇往往難以只由個人承擔後果。

這讓我清楚地意識到，從當年的旁觀者，到今天被尋找的對象，這之間的距離，其實並不遙遠。

短短几年間，香港的言論空間發生了巨大變化。媒體被關閉，聲音被消失。黎智英，這位曾象徵新聞自由的媒體人，如今身陷囹圄。他所面對的，並非暴力或腐敗指控，而是堅決捍衛新聞自由而付出的代價！

從香港街頭，到個人經歷，再到更廣泛的現實，這些並不是孤立的片段，而是逐漸連成一條清晰的軌跡：表達空間正在收縮，而代價正在顯現。

我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的體制。這一立場，並非出於對抗，而是源於我對法治與基本權利的理解。我相信，一個社會應當允許不同聲音存在，而不是通過壓制來維持單一敘事。

但現實告訴我，這樣的表達，需要承擔後果。

作為一名女性，我或許比他人更敏感於風險與不確定。但也正因為如此，我更清楚，當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沉默時，記錄與發聲就變得更加重要。

那年我在香港，只是一個路過的普通人。

如今，他們在找我，而我已經無法再把表達當作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

自由不會在一瞬間消失，但會在沉默中逐漸遠去。

而當表達成為風險時，堅持表達，本身就是一種選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