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外交亮相與中共的應急機制(圖)
加拿大作家、民運領袖盛雪（看中國攝）
2026年1月27日，中共官方媒體發布消息：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到中國訪問的芬蘭總理奧爾波及一行。從程序上看，這是一場早已排定的常規外交動作；但這場會面發生在中共軍方高層出現劇烈異動，張又俠與劉振立等核心將領發動軍變失敗，被習近平反擊抓捕，習近平又遭到其它中共核心勢力聯手制衡的敏感時刻。人們不禁要問，這一切都是真的嗎？中共內部確實發生了這些事件嗎？習近平處境真的不穩嗎？
在中共的政治美學中，最高領導人的肉身亮相從不僅僅是行政職能的履行，而是一種政治確認儀式。它是一劑餵給黨內官僚系統的鎮靜劑，也是投向國際社會的一枚煙霧彈。這種亮相機制背後，隱藏著中共極權體制最深層的生存邏輯：無論內鬥如何你死我活，保黨、保政權是各派系的共識底線；為此，他們各方內鬥勢力會配合在外交舞台上共同演出政權穩定的舞台劇。甚至不惜以秘密外交勾兌換取政權的延續。
文革時期的對內屠殺與對外正常
文革時期，是中共建政後統治最嚴酷殘暴的時期，造成數百萬人非正常死亡，也是中共歷史上權力清洗最慘烈的時期。包括劉少奇、彭德懷、羅瑞卿、鄧小平等一批核心高層被打倒，社會陷入極端動盪。然而，這段時期在外交層面上，中共卻呈現出一種詭異的常態。特別是鄧小平的案例具有極強的特殊性，他不僅被定性為中共黨內第二號走資派，他更是後來這套穩定幻覺機制的集大成者。
內部打得你死我活，但對外關係的常態化並未因此而中斷，大部分駐外使館照常運作：在關鍵時刻，毛澤東、周恩來依然笑容可掬的會見外賓，維持國家運行正常的假象。
這種對內清洗、對外正常的雙軌策略，是極權政權在缺乏制度合法性時典型的生存工具。只要最高領導人還能站在大會堂接見外賓，那麼國內的清洗就是黨的家務事。
從溫都爾汗的殘骸到正常的報頭
中共製造穩定幻覺是一套運行了半個多世紀的成熟套路。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是中共真正意義上的最高層安全崩塌。林彪當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副統帥、是黨章規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
事發後，林彪與其親信被指控策劃政變，要謀害毛澤東。事情被泄露，林彪帶著妻子、兒子，和最親近的黨羽乘飛機叛逃，其專機在蒙古墜毀，無人生還。官方稱這是叛逃失敗，將其定性為「反黨集團」。但有研究人員指出，是毛澤東安排中共空軍擊毀了飛機。
由於林彪本是毛的接班人，掌握軍權，是毛的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林彪事件發生後，應該說對毛澤東的心理衝擊是毀滅性的。
然而，在消息封鎖的一個月裡，中南海最迫切的任務不是向人民交代真相，而是想方設法維持毛澤東的可見性。毛澤東為了回擊國際上關於他病重甚至死亡的傳聞，並掩蓋內部劇烈的權力震盪，於1971年10月8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中共所有報紙頭版都刊登了毛澤東神采奕奕、笑容可掬的照片。
八九民運與六四屠殺後的外交布局
1989年4月中旬，不滿中共的改革開放迅速滋長腐敗的學生，在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突然死亡後聚集到天安門廣場集會、絕食。5月15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中共依然按計畫舉行了中蘇高級會晤。這種做法極其荒誕：天安門廣場上是遮天蔽日的抗議人群與絕食帳篷，而戈爾巴喬夫只能在首都機場簡陋的歡迎儀式後，通過後門悄悄進入人民大會堂。牆外是幾十萬人震天的吶喊，牆內卻是強撐門面的國宴碰杯。中共一定要維持國家運作如常的皮影戲，向世界傳達：這個黨依然能控制局面。
六四屠殺後，中共表面上陷入了嚴厲的國際孤立。但鮮為人知的是，在鮮血尚未乾透的1989年7月1日——即屠殺後不到一個月，鄧小平便在中南海秘密接見了美國總統老布希的絕密特使斯考克羅夫特。同年12月9日，在東歐劇變的餘震中，斯考克羅夫特再次抵京，並於次日獲鄧小平接見。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兩次秘訪與兩次握手，撕破了國際制裁的鐵幕，給了中共重新穩定局面的空間和時間。
為了保住政權，中共各派系可以迅速在對外事務上達成妥協。鄧小平通過這些秘密渠道向西方傳遞信號：只要你們不顛覆中共政權，中國可以繼續提供商業利益和戰略合作。這種身段軟化是為了換取西方對屠殺的默許，從而讓中共能騰出手來，在黑箱裡進行更殘酷的秋後算賬和黨內清洗。
在「六四」這一最黑暗的時刻，中共這種穩定幻覺機制與保底邏輯展現得淋漓盡致。
薄熙來與軍頭們的突然倒下
這種穩定幻覺的製造，在習近平上臺後的十餘年裡達到了巔峰。
2012年薄熙來的倒臺，本質上是兩種執政路徑的決戰。但為了維持黨內團結的幻覺，中共迅速將其定性為個人腐敗和生活作風。通過維持胡錦濤、溫家寶的正常外事節奏，十八大得以在表面平穩的氛圍中完成交接。
習近平上臺初期對軍隊的重組，實質上是一場搶奪軍權的微型戰爭。習近平清洗徐才厚、郭伯雄，沿用的是中共最嫻熟的反腐手段。習近平頻繁視察部隊、高調接見外賓，以這種高頻率亮相壓制了所有關於軍權不穩的猜測。這就是中共的策略：將結構性的權力衝突壓縮為個人紀律問題，用外部的一切如常掩蓋內部的血雨腥風。
張又俠事件將怎麼演變
回到當前的焦點。
儘管官方已於1月24日宣布對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參謀長劉振立立案審查，但這次抓捕並沒有如外界預期的那樣迅速平叛，然後齊聲討伐，回歸穩定。相反，種種跡象表明，習近平並未真正穩住軍中局面。
連日來，多名目擊者記錄到進入北京的京藏（G6）、京港澳（G4）等主要高速公路出現大規模異常。普通車輛被無限期排擠在下道，而由荷槍實彈的士兵引導的軍車車隊——包括重型轉運卡車、移動通訊中繼車和挂有特殊號牌的防務車輛，正披著夜色向京城核心區集結。這種非公告的軍事封鎖，說明北京衛戍區及周邊野戰軍正處於一級戰備的防務切換中。
張又俠作為軍中資歷最深的將領，其背後有著深厚的門生故吏與紅二代網路。抓捕張又俠，觸動的是整個軍方既得利益集團的底層。中紀委網站至今對張又俠案保持詭異的沉默，而官媒卻在瘋狂清空兩人的歷史記錄，這種信息黑洞反襯出高層對於軍中可能爆發連鎖反應的極度恐懼。軍車入京應是為了防範隨時可能爆發的基層嘩變或派系反撲。
內鬥各方的最高公約數
為什麼在張又俠被抓、軍車入京的臨戰狀態下，習近平還要強行會見芬蘭總理？
亮相即鎮靜劑——這種外事亮相不僅是給芬蘭人和外界看的，更是給國內中高級軍官將領官員們看的。它傳達了一個信號：權力中樞還存，命令依然有效。習近平坐在那張椅子上，就是為了阻止行政系統因為軍權劇震而發生停擺。
利益共同體與命運互鎖——中共內部派系鬥爭固然你死我活，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利益護城河——「中國共產黨」這塊招牌。如果招牌倒了，所有人都要面臨歷史的審判。因此，即使是黨內反對派，在政權崩塌的威脅面前，也會暫時配合穩定秀。他們深知自己都坐在一艘名為「中共」的破船上。如果船沉了，誰也無法在這場權力遊戲中獨善其身，甚至都要面臨清算和歷史的審判。
所以，這也提醒中共製度性的反對派，不要對中共的權鬥本身可以改變中國的體制寄予太大希望。
權力輪迴的終點
北京高速公路上的軍車輪跡，與人民大會堂內晶瑩的酒杯，共同構成了2026年初中國政治最真實也最荒誕的註腳。張又俠通過要暗算習近平試圖保住個人的安危；習近平反手抓捕張又俠，試圖在黑箱中完成一次權力的外科手術；通過會見芬蘭總理，試圖在屏幕上縫補政權的體面。然而，這種在刺刀護衛下的「外交亮相」，恰恰證明了中共所謂的穩定是何等虛弱與昂貴。
這種「保黨保政權」的最高公約數，不僅是習政權的救命稻草，更是這個體制能夠屢次在內鬥劇震後帶傷運行的基因密碼。對於中國的未來而言，這種週而復始的權力清洗與幻覺重建，不僅是一個政權的悲劇，更是一種歷史的陷阱。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中共政權的內部博弈，其終點永遠是權力的再分配與制度的更嚴密加固，而非自由與法治的自然降臨。
從大一統死結到區域自救
在討論中共內鬥不止但僅僅帶來權力輪迴的結局時，我自然會考慮到我近些年努力推動的議題。我們不僅要看權力中心的震盪，更要看到許多地區具有的優勢出路。在中共權力衰頹的余暉中，這個戰略更顯重要。
1.擺脫被佔領狀態的邏輯正當性
滿、蒙、維、藏、港，以及那些具有獨立自決訴求的地區，長期以來並非處在正常的行政管理下，而是處於一種內部殖民與軍事佔領的狀態。當北京的權力中心因內鬥（如張又俠案所折射的軍權失控）而出現鬆動時，這些地區追求脫離中共控制，本質上是一種恢復主權的自救行動。這不僅是人權的要求，更是終結極權噩夢的最快路徑。
2.小而美轉型體量的模塊化優勢
大一統的迷思在於：認為體量越大越穩定。事實恰恰相反，越龐大的極權實體，在轉型時產生的慣性和破壞力就越大。
降低轉型成本——如果滿、蒙、維、藏、港等地區能夠率先實現自決，中國轉型的壓力將被拆解為多個中小型模塊。
適應新秩序——中小體量的政治實體更容易建立法治邊界、更容易與國際社會接軌、也更容易在族群內部達成契約共識。這種「模塊化」的自救，能讓這些地區迅速從極權的廢墟中生長出文明的秩序，而不再被拖入中央集權崩塌帶來的全面混亂。
3.終結噩夢，拒絕暴政下的虛假統一
必須指出，中共所謂「大一統」的根基不是民意，而是刺刀與謊言。這種大一統對滿洲的工業、蒙古的草原、維藏的信仰以及香港的自由，無一不是毀滅性的噩夢。只有當各個地區擁有了「離開」的權利，才會有真正的和平。與其在一個巨大的黑箱裡窒息，不如碎裂成多個自由的模塊，讓文明在局部先行綻放，最終構成一個互動的、健康的區域新格局。
當北京高速公路上的軍車還在為誰主沉浮而奔忙時，那裡未來的真正生機並不在那座圍城之內。那些被佔領地區、那些有獨立意識的地區，應當抓住極權衰頹的歷史窗口，通過自決走向自救。拆解這個噩夢般的大一統，不僅是為瞭解救被壓迫的族群，更是為了給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提供一種更容易適應現代文明的、模塊化的轉型可能。只有當大一統的枷鎖落地，自由的種子才會在各族群的土壤中破土而出。
2026年1月27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