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洛熙案」看中國社會底線的破裂與覺醒(圖)
寧波5個月大女嬰小洛熙在接受心臟手術後死亡，母親悲傷痛哭。(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看中國2026年1月21日訊】小洛熙開庭當天，寧波的冬天並不喧鬧，卻顯得異常沈重。法院門前，沒有統一組織的橫幅，沒有正式的動員口號，卻聚集了來自各地的普通人：打工者、寶媽、老人、年輕人。他們彼此並不相識，卻在同一時間站在同一個地點，只為了一個五個月大的孩子。
這是一個必須被認真對待的事實：小洛熙開庭聲援不是謠言，不是「境外勢力」，也不是少數激進者的行為，而是一次真實發生的、廣泛的、自發的民眾集結。在一個長期被塑造成「穩定」「理性」「不關心公共事務」的社會裡，這樣的場景本身，就已經說明瞭問題。長期以來，中國社會被灌輸一種敘事：普通人只要「好好過日子」，不碰政治、不惹麻煩，就可以換來基本的安全與安寧。公共事務被描述成「與你無關」，不公被解釋為「個案」「偶然」，而一切抗爭都被貼上「鬧事」「不理性」的標籤。
但小洛熙案之所以刺破這種敘事，是因為它觸碰的不是某個抽象概念，而是最原始、最不可退讓的人性底線。一個嬰兒。一個無法說話、無法維權、無法自救的生命。一個本應在醫學與制度保護下被全力呵護的對象。當這樣一個生命在高度專業化、制度化的醫療體系中迅速消失，而家屬卻被推諉、被冷處理、被質疑動機、被消耗時間時，人們突然意識到：如果連孩子都無法被保護，那麼所謂的「安全」，究竟還剩下什麼？
聲援小洛熙的人，並不一定都懂醫學，也未必掌握完整的案件細節。他們來到法院門前，並非因為每一個人都能給出嚴謹的法律判斷，而是因為他們都讀懂了一種危險的信號：制度正在用冷漠、程序與權力優勢，把個體的生命價值不斷壓縮。
當家屬面對的是一個封閉的系統——醫療機構內部調查、鑑定結論遲遲不出、信息披露高度不對稱、維權成本被無限拉長，那麼，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場醫療糾紛，而是一場制度與個體之間的力量對比實驗。
而人們的到場，恰恰說明瞭一個變化正在發生：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明白，「事不關己」的安全感是虛假的。當制度習慣性站在強者一邊，任何人都可能在下一刻成為「個案」。
在中國，真正罕見的從來不是悲劇，而是被看見的悲劇。多年來，從礦難、疫苗事件、校車事故，到鐵鏈女、唐山事件，人們一次次被迫目睹制度失靈的後果，卻又一次次被要求「向前看」「不要情緒化」。久而久之，憤怒被壓抑，表達被自我審查，社會逐漸形成了一種危險的狀態：悲劇被接受為常態，底線被不斷下調。
但小洛熙案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發生在一個人們「以為最安全」的領域——醫療。它涉及一個「最不該被犧牲」的群體——嬰兒。它發生在一個「無法用道德污名化」的家庭身上。於是，許多曾經選擇沉默的人，第一次發現自己無法繼續退讓。有人說，到場聲援的人是在「被情緒裹挾」。但恰恰相反，真正危險的不是情緒，而是長期被壓制到麻木的情緒。一個社會如果對兒童的死亡無動於衷，對制度性冷漠習以為常，對家屬的絕望視而不見，那才是徹底失去自我修復能力的徵兆。
聲援者的出現，說明還有人拒絕接受這種麻木。他們或許無法改變判決，但他們至少在表達一個清晰的態度：生命不能被輕易對待，權力不能免於質疑。這不是政治動員，而是道德本能。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聲援並未出現激進對抗，也沒有暴力衝突。人們只是站著、看著、等待著，用身體在公共空間中表達關注。這種克制，本身就說明瞭中國社會並非「無法理性表達」，而是長期缺乏被允許的表達空間。
當一個社會把所有公共議題都壓縮進「內部處理」，把所有質疑都歸類為「別有用心」，那麼任何一次合法、和平的聚集都會顯得「異常」。但異常的不是人們的出現，而是一個需要靠恐懼維持秩序的環境。小洛熙案不會是最後一起這樣的案件。真正的問題是：當下一次悲劇發生時，人們是繼續選擇沉默，還是繼續走出來？
覺醒並不意味著立刻改變制度，它首先意味著拒絕謊言，拒絕遺忘，拒絕被迫接受不公為「正常」。覺醒意味著人們開始意識到，權利不是被賜予的，而是通過持續的關注與堅持，被一點點爭取的。在法院門前的那些普通人中，沒有英雄，也沒有領袖。他們只是明白了一件事：如果今天不為一個孩子站出來，明天就可能無人為自己站出來。一個社會的底線，從來不是寫在文件裡的，而是體現在人們是否還願意為他人的不公感到不安。小洛熙案讓人痛苦，但它也讓人看見了一線微弱卻真實的光——那是良知尚未熄滅的證明。
當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把悲劇當作「別人的事」，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走到現實中表達關切，中國社會或許仍然艱難，但至少，它還沒有完全沉淪。而這，正是覺醒的開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