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人內幕：攻臺前，中共先給他們吸毒(圖)
2024年5月23日，臺灣金門（圖片來源：I-HWA CHENG/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10月30日訊】「金門」這個名稱的由來,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明洪武20年,江夏侯周德興筑城駐兵於此,因其「內捍漳廈，外制臺澎，固若金湯，雄鎮海門」,故而稱之為「金門」。另一說法則是，明代鑒於島之形狀有如金錠,且扼守閩南門戶,因此將其稱為「金門」。
不管是哪一種說法，均體現出金門重要的戰略位置。也正因為金門的位置如此重要，決定它在歷史上必然扮演關鍵的角色。
1949年10月25日凌晨，一場決定中華民國生死存亡的金門戰役，正式打響。
這場一共歷時三天的戰役，最終以中華民國國軍大獲全勝結束。
蔣介石評價說：「金門登陸匪軍之殲滅，為年來之第一次大勝利，此真轉敗為勝，反攻復國之轉捩點也！」
而在中共軍隊方面，原28軍副軍長肖鋒在其《回顧金門之戰》中承認：
「金門戰鬥,從10月24日午夜前發起,到27日午夜基本結束,我登島二百多條船,十個建制營共9086人(內有船工、民夫350人)...無一船一人返回。」中共登島部隊全軍覆沒，除了被殲滅，剩下的全部成為國軍俘虜。
同年10月29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親筆致電各野戰軍和各大軍區，稱「此次損失,為解放戰爭以來之最大者」。也就是說，是在國共內戰中，被蔣介石的國軍打的最慘的一次。
人心
肖鋒在《回顧金門之戰》中回憶了這樣一個情況，反映出當時真實的民意。
他說，攻打金門的「準備工作最主要的是找船。根據打平潭的經驗,打金門起碼要有五百多隻船,還要有熟練而可靠的船工。我們從平潭南下時,有大型木船上百隻,但船工怕南下參戰,不少人中途離船逃走,致使乘船南下的251團指戰員不得不離船上岸步行,到達同安時,全軍只剩下28只船,其中12只沒有船工。為找船,師偵察營派出一個連,244團派出一個連,251團派出一個排」。
而在當時的廈門附近沿海,當地船工為了躲避共產黨，「有的連人帶船開到深海小島躲藏,有的丟下船遠走他鄉,有的把船搞壞」，使得中共軍隊「找船找船工成了最大的難題」。
當地的船工，對付中共這些「旱鴨子」還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肖鋒說，「我們找到船找不到人,找到人又找不到船。靠新區群眾開船打金門實在沒把握。船開到海中間,他們有可能跳下海就走,讓我自己同敵艦去撞,打大練島打平潭都有這種教訓。」
原第28軍偵察科長張憲章在回憶文章中講述，便衣連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二十多條帆船,六十餘名船工。回來之後,為防止船工逃跑,他們讓這些船工集體住在一所大房子內,派幹部戰士陪著,實際上就是看守著。」
劉亞洲在其《金門戰役檢討》中也講，「福建船工多用重金買來。每船三兩黃金，每人三兩黃金，再加鴉片。即便如此，那些船工要麼藏匿不出，要麼故意搗蛋。戰役最激烈時，兵團從廈門重金募得一艘火輪，擬增援金門，但船主竟瘋也似地把船開上沙灘擱淺。」
劉亞洲文章裡曝光說，攻打金門前，中共給上了船的船工「先吸了毒」。偵察科長張憲章文章同樣談到給船工提供毒品。
不過，從這些船工的表現可以看出，雖然他們吸了毒，但是未中「馬列」之毒，因此在關鍵時刻依然能夠做出正確選擇。中共軍隊一登陸，「他們在槍炮聲中大都棄船逃跑了」。
船工逃跑再加上退潮，中共所有船隻全部擱淺，被國軍空軍和海軍一一炸沉，因此中共不僅無法再向金門運兵，而且它「打不贏就跑」的招術徹底失靈。
天意
中共方面不知道的是，就在其第一梯隊出發的當天，金門守軍剛剛有針對性地進行了實彈演習。
雙方在事後都對此進行了記載。
肖鋒回憶說，島上守軍「24日下午還在古寧頭至壟口的海岸上舉行了反登陸作戰演習,演習地段恰恰是八小時後我軍第一梯隊登陸的所在。」
中華民國國軍方面則記載說，
「民國38年10月24日下午,金門國軍在境口迄古寧頭間海灘舉行步戰聯合演習。該演習假想敵情為‘自蓮河、大嶝發航之敵,於壠口古寧頭之線登陸,以201師於第一線配合炮兵擊滅犯敵於海上及灘頭;以118師為打擊部隊,擊滅敵登陸部隊。’」
結合雙方記載看，國軍演習後幾個小時，馬上在同一地點給登陸的中共軍隊用上。這在世界戰爭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
還有更加「巧合」的一幕，演習結束後，因66號戰車出現故障，所以有三輛戰車（64、65、66號）留在了「距離海岸低潮線只有300公尺」的地方。當中共軍隊搶灘登陸時，「迎接」他們的是這三輛戰車黑洞洞的槍口。
66號戰車的射手名叫熊震球，在金門戰役中真的做到了名震全球，在歷史的安排中扮演了一個關鍵角色。
臺灣媒體的專訪中記錄了當時的詳細場面，
10月24日下午進行部戰協同實彈演習，這時會做射擊預演。下午預演順利，四點多鐘結束，熊震球所屬的66號戰車，走到嚨口的地瓜田時，車子拋錨；兩邊的履帶因為海邊都是沙，走到田埂時垮掉。由於沒經驗，越挖越不對，修了許久都修不好。
熊震球是軍隊第一排，裝甲兵有不成文規定，一部車拋錨，全排都留，第一排的士兵就全都留在海灘上。而且車子拋錨，副駕手按規定要到前面去警戒，其他兩部車子65、64號也要在這邊排成隊形。由於24號下午是實彈演習，槍炮清膛、瞄準星、所有攻擊目標的設定都沒動，就是好好地瞄準著海上…
半夜不到1點，空中突然出現兩發訊號彈；經驗豐富的排長，察覺有異狀，趕緊叫大家上戰車。熊震球急忙跳上去，順手摸到一發炮彈，正好腳一踩就打出去了，海面頓時燃起熊熊烈火；...隨即共軍發起第一波衝鋒，就像潮水一樣湧上來了。
熊震球的這一擊發有兩個巧處，第一，因為是「穿甲彈」溫度特別高；第二，距離在實彈演習時已經定好了，剛好打中敵人的彈藥船，所有的彈藥爆炸，他們都是機帆船，就一路燒了起來。此外，因為機帆船是尖底的（一般登陸船是平底），尖底歪掉了，船就朝一邊歪，拖拉著旁邊的船也歪過來，兩艘船就燒起來。距離戰車五、六百公尺，海面上就像點了大蠟燭照亮沙灘。
共軍的船是歪的，人連站都不好站，差不多有二十分鐘，是黃金殲敵時間；最緊張的時候，熊震球記得站在戰車上，一口氣用機槍掃射就打了三條彈帶；除了換彈帶的時間外，手都按在機槍開關上，一條彈帶就有750發子彈。
天亮時，浪一衝上來都是人。從嚨口一直到一點紅，大概有兩、三千公尺，好像鮮魚一樣擺著，都是滿滿的人。平常看浪是白的，那時天剛亮，浪都變成紅色。我軍602團也是損失慘重，一百多人回到臺灣只剩四、五十人。但連上損失只有一人，是戰車的副駕駛也是他的同袍好友，天亮時陣亡了，算是傷亡最少的單位。人海碰到火海，對方大概做夢也沒想到，一上來就碰到三部戰車擋在那邊，一部戰車機槍七千五百發子彈。
這一切的發生，既不在中共軍隊的預料之中，甚至也不在中華民國國軍的想定之中，那麼是誰安排了這一切？只能說，冥冥當中，自有天意。
還有更多看似巧合的因素。例如，一支國軍勁旅在大戰之前上島了。
10月24日晚，就在中共第一梯隊即將下水之際，肖鋒接到一個緊急電話，「據兵團情報處偵察,今天下午,胡（璉）兵團已在金門料羅灣登陸一個團,小金門也登陸一個團」。
「兵團指揮所還傳達兵團首長指示,我們要和胡璉搶佔金門島,兵團決心不變,28軍今晚對金門發動攻擊的計畫不變。」
事實上中共的情報出現重大錯誤，島上現在不是只有胡璉的一個團，而是胡璉的兵團主力。胡璉本人也在二十四日夜，自基隆乘坐運送軍品的民裕輪，前往金門。當然，他並不知道中共也選在當晚攻島。
胡璉上島 士氣大振
抗戰中的1943年5月，鄂西會戰爆發。胡璉率18軍11師，扼守石牌要塞核心陣地，石牌位於湖北宜昌縣境內，為拱衛重慶的門戶，戰略地位極其重要。
日軍想奪取石牌，進而佔領四川。胡璉在大戰前，寫下兩封訣別信和一篇誓詞，他的為人從信中所言可見一斑。
第一封訣別信，是給父親的，
胡璉：「父親大人:兒今奉令擔任石牌要塞防守，孤軍奮鬥，前途莫測，然成功成仁之外，當無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較多，有子能死國，大人情亦足慰。惟兒於役國事已十幾年，菽水之歡，久虧此職，今茲殊慼慼也。懇大人依時加衣強飯，即所以超拔頑兒靈魂也…」
另一封則是寫給妻子的，
胡璉說，「...十餘年戎馬生涯，負你之處良多，今當訣別，感念至深。茲留金錶一隻，自來水筆一支，日記本一冊，聊作紀念……」
與日軍決戰前日，胡璉率眾祭天
祭天誓詞寫到：
「陸軍第十一師師長胡璉，謹以至誠，昭告山川神靈：
我今率堂堂之師，保衛我祖宗艱苦經營、遺留吾人之土地。
名正言順，鬼伏神欽，決心至堅，誓死不渝。
漢賊不兩立，古有明訓，華夷須嚴辨，春秋存義。
生為軍人，死為軍魂。後人視今，亦猶今人之視昔，吾何惴焉！
今賊來犯，決予痛殲，力盡以身殉之。
然吾堅信，蒼蒼者天，必佑忠誠。
吾人於血戰之際，勝利即在握。
此誓
大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第二天，日軍開始進攻石牌，在胡璉及無數國軍的連日血戰之下，最終擊退日軍，取得石牌保衛戰勝利。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胡璉在軍隊裡享有很高威信，他在十月二十六日登上金門之後，前線部屬聽到「胡老頭上島了」，士氣頓時大振，紛紛要求與胡璉通話。」
胡璉在文章中回憶說，「上述官兵，久與我共同馳騁疆場，今茲彼輩在徐蚌會戰後，得在金門殺敗敵匪，愉悅之情，不覺流露於其長官之前」。
臺澎金馬，寸土不讓
胡璉上島，皆因蔣介石的精心挑選。金門在蔣介石的心目中，有著極為重要的份量。
《宋美齡自述》中曾經引用過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的話，雷德福在電報中對太平洋總司令史敦普說：「金門和馬祖的重要性是在心理與軍事上的考慮。它們是蔣先生（原文為Gimo此屬中外對蔣先生私下的尊稱）防衛臺灣的一部分。它們是他的前哨與警視站，它們阻絕兩個關鍵性港口地區，而且是中共侵臺時極可能希望攫取的地方。中華民國之保有金門馬祖，使中共極難為了侵犯臺澎地區而秘密集結大軍。」
宋美齡還說，「當我讀到艾森豪總統，經由當時美國駐倫敦大使而密送給邱吉爾總理的電報時，我非常感動。我引述部分電文如下：‘我們相信，如果我們企圖強迫蔣氏放棄這些島嶼，他寧願獨立行動，同歸於盡。’」
「在這麼多年來我與蔣公共處的日子裡，幾次聽他平靜而又堅定地告訴我，他的目的乃是將自己奉獻給國家和黨。讀到上面的話，我要情不自禁的淚眼模糊了，並不因為我對於蔣公精神之瞭解——他這種精神，一再地被許多世界領袖，諸如艾森豪總統，和其他領袖們所肯定，也不是他們曾向邱吉爾以及艾登提到的這種精神——而是在我內心那份油然湧出的驕傲感。我所驕傲的是在這艱難的時代，我們有這麼一位不平凡的領袖，使世界人們確認中國永遠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我們將不再被蔑視為歷時約三世紀之久的東亞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