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方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何預言中國必敗(圖)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教授達倫‧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因揭示社會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而榮獲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圖片來源：CHRISTINE OLSSON/TT/TT NEWS AGENCY/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10月20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報導）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阿西莫格魯、羅賓遜和約翰遜三位學者。這三位經濟學家以研究政治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聞名，尤其是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著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更是引發了廣泛的討論。阿西莫格魯早在十年前就預言了中國經濟可能面臨的問題，他精準地預測了中共對阿里巴巴等大型科技企業的打壓。時評人多倫多方臉近日解析了他們的研究，認為諾獎得主的理論不僅解釋了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危機，還讓世界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和政治走向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廣納式政府與榨取式政府的本質區別
多倫多方臉分析，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將國家的成功或失敗歸結為政府的性質：廣納式政府與榨取式政府的區別決定了國家的經濟命運。廣納式政府旨在通過分享財富，促進經濟發展，鼓勵全民參與經濟活動。這種政府制度不僅會保護私有財產，還會為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提供保障。為了確保經濟的持續擴張和生產力的提升，廣納式政府致力於維護創新企業的出現和發展。簡而言之，廣納式政府是「共富」的倡導者，所有人都能從經濟發展中受益。
榨取式政府則完全相反，它的核心目標是通過一小撮統治者榨取社會財富。國家資源被掌控在少數精英手中，社會財富主要服務於權力階層的利益。這種制度下的政府往往對經濟進行嚴格控制，不允許社會的自由發展，尤其是限制民眾的參與和創新。這種體制旨在確保統治階層能夠通過制度性安排攫取最大化的經濟利益，甚至通過壓制和打擊創新來保護自身的權力基礎。
朝鮮與韓國的對比是這一理論最典型的例證。在韓國，人民接受良好的教育，享有參與經濟發展的機會，創新企業在公平的環境中蓬勃發展。相反，在朝鮮，普通民眾不僅缺乏教育資源，還被迫服務於統治階層的利益，財富集中在金氏家族的手中，社會幾乎無法創新或發展。這種對比說明瞭廣納式政府如何推動國家的成功，榨取式政府則導致了社會的停滯。
創造性破壞與榨取式政府的內在衝突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解釋廣納式政府和榨取式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時，提出了另一個關鍵概念——創造性破壞。這一概念最早由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指的是科技創新會帶來生產力的提升，同時也會顛覆舊有的經濟和社會結構，進而威脅現有的統治階層。
科技創新雖然長期來看有利於整個社會，但它往往在短期內給某些階層帶來不利影響。舉例來說，蘋果公司引領了智能手機的革命，消費者受益匪淺，但諾基亞、黑莓等傳統手機製造商因此而迅速衰落。這種「破壞」現象並不僅僅侷限於個別公司，某些科技進步甚至會引發社會階級的改變。歷史上的蒸汽機和工業革命，不僅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還推動了資本主義的興起，顛覆了舊有的封建制度。
在創造性破壞的過程中，統治階層往往成為反對創新的力量，尤其是在榨取式政府中。創新雖然有助於推動國家進步，但它也帶來不可預測的社會變革，這讓統治者感到恐懼。創造性破壞可能削弱他們的控制權，甚至威脅其政權的穩定，因此榨取式政府通常選擇限制或打擊創新。
這種現像在中國表現得尤為明顯。近年來，中國對科技巨頭如阿里巴巴和騰訊的打壓，恰恰反映了榨取式政府對創新的本能排斥。科技創新者雖然推動了經濟增長，但他們也可能動搖中共對經濟和政治的控制。正如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所預測的，中國的榨取式政府會壓制創新，以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政府的首要任務不是推動科技進步，而是防止科技顛覆既有的權力結構。
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從工業化到創新的困境
中國在過去幾十年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成就，這得益於其工業化進程和對外國技術的學習。正如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所指出的，榨取式政府在一定階段內能夠推動經濟增長，但這種增長模式往往是有極限的，特別是在國家需要依賴自主創新繼續發展的階段。
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於工業化時期的資本積累、技術引進和勞動力紅利。在這一階段，中共的中央集權體制能夠有效地調動資源，通過國家規劃推動經濟增長。然而，隨著中國進入需要科技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榨取式政府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創新的不可預測性讓中共感到不安，它擔心這種「破壞性」進步會導致政治不穩定。
例如，人工智能領域的ChatGPT技術出現後，中國政府的第一反應是進行封鎖，而不是鼓勵其發展。這種反應反映了中共對新技術的恐懼，因為新興技術可能傳播自由信息，挑戰政府的權威。類似地，中國的高科技發展更多依賴於政府主導的項目，例如華為的5G技術和政府引導的「新三樣」（電動車、光伏和高鐵）。這些「創新」雖然推動了某些領域的發展，但它們都受控於政府，缺乏市場自由競爭的活力。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解釋道，創新的關鍵在於其自主性和破壞性，只有廣納式政府才能為創新創造良好的環境。中國的體制雖然在工業化階段取得了成功，但在創新階段，它的集權式管理模式將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中國的未來：經濟困境與政治改革的抉擇
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著一個重要的選擇，即是繼續維持榨取式政府的模式，還是進行政治改革，向廣納式政府轉型？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理論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框架，解釋了中國的困境，並預測了未來的可能路徑。
在榨取式政府的模式下，政府能夠通過國家主導的經濟計畫短期內實現發展，但這種模式難以維持長期增長。中共近年來的政策，特別是對科技企業的打壓，反映了統治階層對權力喪失的擔憂。阿里巴巴等企業代表了中國民營經濟的創新力量，但它們的發展也意味著政府難以全面掌控經濟。為此，中共選擇打壓這些企業，以確保經濟控制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這種行為在短期內可能維持了政治穩定，但長期來看，卻極大地壓制了中國的創新潛力。
中國的未來發展需要依賴於科技創新，而不是僅僅依靠工業化的繼續推進。然而，榨取式政府本質上是與創新對立的，因為創新往往意味著打破現有的利益結構。中國的統治者必須在繼續壓制創新和放開市場之間做出選擇。而一旦選擇繼續壓制創新，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預言可能會成真：中國的經濟增長將陷入停滯，甚至可能出現倒退。
與此同時，廣納式政府的成功故事也為中國提供了一條參考路徑。歷史上，英國的「光榮革命」推動了廣納式制度的建立，進而催生了工業革命。在廣納式政府的框架下，創新不再被視為威脅，而是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中國要想突破當前的發展瓶頸，必須進行政治上的改革，放棄榨取式的管理方式，轉向更開放和包容的制度。
多倫多方臉總結，《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境提供了深刻的解釋。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通過分析廣納式政府與榨取式政府的差異，揭示了國家發展的內在邏輯。中國雖然在工業化階段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在進入創新驅動的時代後，榨取式政府的弊端逐漸暴露。中共打壓創新企業、限制科技進步的行為，顯示出統治者對創新的排斥，這將嚴重阻礙中國的長期發展。
他認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前景，取決於政府是否能夠進行政治改革，打破現有的權力結構，向廣納式政府轉型。只有當創新被鼓勵，創造性破壞被接受，中國才可能在全球競爭中繼續前進。而如果繼續壓制創新，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預言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現實，中國的經濟發展將逐步陷入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