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 中共高官國慶 中國百姓國殤(組圖)
從具體死亡數字看中共十一國殤日
每年的十一不是國慶，而是國殤日。（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十月一日，是中國的法定假日，因這一天是共產黨在中國建立政權的週年日。十一跟春節，是中國的兩個最長假期（法定假日三天，連同前後週末共放假7天）。中國人在享受這個「黃金週」的長假期中，由於長期生活在官方宣傳的「虛假」之中，忘記或根本不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地出現之後，給中國人帶來的苦難、災難、劫難。
在中共建政之後，中國在沒有任何外敵侵略的和平時期，竟然有多達八千萬中國人死於飢餓、迫害、槍殺等。這個西方學者的研究估算，近年已被國內一些勇敢學者的調查研究證實。
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個所謂的十一國慶為標誌，中共政權開始了以大規模殺害平民進行暴力統治的專制制度。無數中國人的鮮血，染紅了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殘忍的一頁。下面這些數字和資料，是平常讀書閱報中隨手摘錄，它只是共產邪惡的冰山一角：
「三反」（反貪污、反受賄、反浪費）運動批鬥會。（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中共就發起「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運動，導致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有2,000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專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現華盛頓自由亞洲電臺副臺長）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到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Mark Kramer：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從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兩階段進行的「鎮反」，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中共當局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千3百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餘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餘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
中共的大躍進期間，許多老百姓餓死在街頭。（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飢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字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飢餓死亡了3,000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700萬人死於飢餓。」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六十年代初的飢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000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300萬到4,600萬之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飢荒》（Hungry Ghosts：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六十年代初死於飢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志」，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文件，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數據。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飢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徵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這場人為飢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河南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在當時3,300萬人口的安徽省，「死於飢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100人餓死，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在鳳陽，面對飢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飢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000餘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0,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說，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人餓死。在當時有1,600萬人口的貴州，「約有100萬人死於飢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貝克爾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死亡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140萬人死亡。
2008年，中國資深記者楊繼繩花了15年調查採訪寫成的長篇報告《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在香港出版。這本長達1100頁、80萬字的專著，被專家評為迄今對中國那場「大飢荒」的死亡人數、發生原因，最詳盡、深入的調查報告。楊繼繩的結論是，中國當時有3,600萬人餓死。
該書提供很多第一手資料：河南信陽地區，因飢荒而發生嚴重的人吃人現象。在餓死人最多的三個縣（光山、淮濱，商城），楊繼繩採訪到的很多人都說，當年要麽自己家吃過人，要麽被人吃了，要麽見過別人吃人的場景。安徽毫縣，全縣超過20萬人餓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後，還發生了搶人肉吃的場面。」
該書提供了一個以往這方面專著都沒有的信息：在當時中國發生大飢荒，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裡，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庫存糧仍有887億斤。即使到飢荒最嚴重時，中國仍有403億斤庫存糧，照當時標準，相當於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有評論說，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開倉放糧，即使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那樣餓死人。這些數據更證明，這完全是一場人為政策造成的大眾死亡。
對中國大飢荒死亡人數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學學者金輝，他在該校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專文中說：「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040萬至4,3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319萬，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從海內外專家學者的各種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國那場大飢荒的死亡人數，起碼在3,000萬左右，而且是人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場「人禍」！
1966年11月，上海工藝美術學校和上海戲劇學院的紅衛兵在「鬥爭」他們的老師和學校領導。（圖片來源： 網絡圖片）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字：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400人被批鬥，其中2,9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中國學者中，對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她於2003年寫出50萬字的《文革受難者》專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個案。據該書列表，紅衛兵最殘暴的1966年「紅八月」時，每天打死人數高達三位數；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綜合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2024年6月4日傍晚，公民會在多倫多大學Hart House舉辦紀念六四音樂會。（圖片來源：看中國攝影）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布。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2009年，在「六四」20週年前夕，前中共新華社記者（六四期間擔任該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在香港出版了《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一書。該書援引當時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話說，「六四事件死亡人數有727人，其中學生和群眾死亡713人，軍隊死亡14人。」這個數字顯然比當時中國紅十字會記錄的2,700人少很多。
從1989年天安門屠殺至今20多年，中國一直是全球處決死刑犯最多的國家。由中國留學生主辦的《中國死刑觀察》說，「中國每年處決的犯人人數，超過了世界其它國家處決犯人的總和。」有時甚至達到全球處決人數的百分之九十。
這些被處決的人，包括法輪功學員，以及基督徒等。根據海外人權團體的報告，「從1999年至今（2013），在中國被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勞教的人數超過10萬人，數千人被強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壞中樞神經藥物的摧殘，大批學員被綁架到各地『洗腦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謂執法人員的毒打、體罰和經濟敲詐。……從民間渠道得到的數字統計，至今已有3,697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對基督徒的鎮壓也相當嚴厲。據美國德州「對華援助協會」的最新年度報告，去年（2012）基督教會及教徒在中國被迫害的事件數字、被捕和判刑人數，及被虐事件數字等六項指標綜合評估，相比2011年上升13.1%，比2010年則上升61.1%，過去7年平均增長率為24.5%。只是北京「守望教會」，截至去年9月，因堅持戶外宗教祈禱活動而被北京國保帶走或關押的信徒就多達1,600人次；被逼搬家有60人。
新疆集中营。（圖片來源：公用領域/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流亡政府官網合成）
六、中共在內蒙、西藏、新疆的屠殺
在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也數量驚人。據198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在文革中，因內人黨冤案，內蒙有34萬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圖克公社，2,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內人黨（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嚴重傷殘270人。據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文革中，內蒙有5萬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況更嚴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鎮壓，據西藏軍區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藏人起義被鎮壓後，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
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飢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研究：「藏人在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拉薩郊外的扎奇（Drapchi）監獄，關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餓鬼》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數字指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降至250萬，下降率10%。達賴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在中共統治下，西藏人因飢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區全民暴動，起因是飢餓。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東土民族中心」總部（他當時任該中心執行主任）接受我採訪時說，「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當幾千飢餓的民眾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幾百人被打死。隨後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初，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報告，有三千到五千維族人被逮捕，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幾小時；「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有上萬名維族人等上街遊行請願，結果遭當局鎮壓。據倫敦「大赦國際組織」公布的《新疆七五事件報告》，中共當局處決了七名被指控參與七五事件的維族人，逮捕及審判了其他數百人，許多人「被從人間蒸發」。流亡在海外的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揭露說，七五事件後，有數萬名維族人「失蹤」。
十一不是國慶，而是國殤日！傷了中華民族，傷了中國同胞。（圖片來源：看中國/今濤拍岸合成）
七、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70多年間，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飢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飢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飢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000萬。」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500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飢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000萬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無數人成為終生殘廢；數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幾代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所以，中國人在享受十･一「長假期」中，應該從長期的「虛假」（官方宣傳）中清醒一下，對這些死亡數字（不是數字，那是一個個具體的像你我一樣的生命！）和造成的原因思考一下——無論現在中國在經濟方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個殺人政黨的延續。而只要這個政黨繼續統治中國，屠殺就不會停止。
所以每年的十一不是國慶，而是國殤日！傷了中華民族，傷了中國同胞，傷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自由尊嚴，甚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