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愛情小詩惹出株連萬人的冤案(組圖)
我親歷的《星星詩刊》大冤案。（網絡圖片）
就一首根本與政治無關，僅是對男女情愛的憧憬與讚美的小詩，激情大膽，而且也就是「抓拍」了那麼一個「鏡頭」而已，卻好像犯了什麼「天條」似的，當年中共四川省委的喉舌《四川日報》的文藝副刊上展開了一場對這首小詩的圍剿。
從蘇聯吹來的「解凍」之風
1956年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環境，就像一部電影片的名字一樣：「早春二月」。也就是說，看似寒冬己逝，春天身影已出現在了地平線上。可是只要稍有風雨飄零便寒氣襲人，民間稱之為「倒春寒」，便是此種情景。中共在大陸奪權建政，已有七個年頭，它通過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運動殺人如麻，整人立威。原國民政府的黨政軍人員已基本被它關（押）、管（制）、殺得差不多了。廣大知識分子也通過它發動的所謂「思想改造運動」整得一個個斯文掃地，敢怒而不敢言。毛皇龍顏大悅之餘，於是乎也要想來裝點仁慈聖君的樣兒了。但與此同時，則似乎「東風不與周郎便」，國際上出現的－些事兒，又令中共高層、尤其是毛澤東本人深感不安。
首先是中共的「老東家」蘇聯共產黨召開了蘇共「二十大」，在這個會上當時蘇共最高領導人赫魯雪夫作了痛批史達林專橫殘暴、大搞個人崇拜，濫殺無辜等駭人聽聞的滔天罪行，在陰暗厚重的鐵幕上撕開了一個大口子，令世界看到了蘇聯共產極權專制的血腥罪惡。於是從蘇聯到東歐都掀起了ㄧ陣要求改變這種黒暗暴政的思潮，人們把這種思潮與要求形象地稱之為「解凍」。這股「解凍」之風很快也吹到了中國，尤其在文藝界和知識人中反響更強烈。
應運而生的《星星》詩刊
就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四川成都市，由四川省文聯主辦的《星星》詩刊在元旦那天發行創刊號而閃亮登場。由於前文所述的時代背景，導致中國大陸國內的文化專制也出現了一點點暫時鬆動的跡象。所以這個由白航擔任編輯部主任、石天河、流沙河、白峽為編輯的詩刊，一問世便以嶄新的面孔出現在廣大讀者的面前，不再是過去那些老一套的黨八股式歌功頌德的作品。它宣稱「大江東去的豪放歡迎；小橋流水的清婉也歡迎」。這對鐵桶似的文化專制顯然是個挑戰。
黨國的御用文人們對這樣不與「我黨」高度保持一致的「另類」刊物豈能容忍？再加本來就有從雞蛋裡也能給你挑出骨頭來的「功夫」。於是他們便首先對該刊一首題為《吻》的愛情詩發難。該詩作者「曰白」是四川一位青年詩作者。其作品並不多見，但確有一定才華。其詩不長，全篇如下：
像捧住盈盈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我捧住你一對酒窩的頰/一飲而盡/醉，醉！/像蜂貼住玫瑰的蕊/我從你鮮紅的/唇上，吸取/蜜，蜜！/像並蒂的蘋果/掛在綠蔭的枝頭/我倆默黙地/吻，吻！
就這麼一首根本與政治無關，僅是對男女情愛的憧憬與讚美的小詩，激情大膽，而且也就是「抓拍」了那麼一個「鏡頭」而已，卻被這幫專門靠整人吃「政治飯」的假道學左先生們視為大逆不道，好像犯了什麼「天條」似的，於是就在《星星》創刊號面世僅十多天後的1957年1月便在當年中共四川省委的喉舌《四川日報》的文藝副刊上展開了一場對這首小詩的圍剿。稱該詩為「散布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宣揚感官刺激」，「低級趣味」等等，一頓亂罵，根本無理可講，而且輿論口徑統一，不允許任何不同意見存在，由此拉開了《星星》詩刊文字大冤獄的序幕。
再揪《草木篇》進呈毛太祖
一首詩能驚動聖上，進呈御覽，即使在「我大清」大興文字獄的雍乾「盛世」也並不多見，實行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巴蜀的青年才子流沙河（余勛坦）先生卻有幸獲此「殊榮」。難怪流沙河先生在「右派」被「改正」後不無感慨地借用阮藉評劉邦的一句話自嘲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就幾乎在對曰白的《吻》窮追猛打的同時，那幫子整人的黨棍子們，又「乘勝前進」把鬥爭的鋒芒指向了《星星》詩刋創刊號上的另一首詩，即流沙河的《草木篇》。這是一首散文組詩。據說該創刊號在最後定稿時，也許是組稿人員的疏失。稿子少一篇，流沙河便把他這篇本不準備發表的詩，臨時拿出去應了個急，這便闖下包天大禍。那麼這究竟是首什麼詩呢？用今天大陸流行的話來說，是不是碰觸到了什麼「敏感」話題了呢？其實根本不是。
眾所周知，中國的詩在表現的手法上，歷來有所謂「賦比興」三類手法。其中所謂「賦」即平鋪直敘鋪陳言說。比：比喻，以他物喻此物，以某事喻另－事。興：托物起興先言他物然後藉以聯想引出詩人所要表達的事物、思想，感情。流沙河先生的《草木篇》便是一種托物起興，借某些花草樹木來表達詩人的－些思想感情。這在詩文中都是極其常見的。比如這組詩中的第一首《白楊》，便借白楊表達出對堅貞不屈人品的讚賞。其原文是：
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蘭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她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彎一彎！
那幫整人專家黨棍文人便斷言這是歌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骨氣」，是要與「黨和人民為敵頑抗到底」！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胡扯！
這組詩中的另一首《梅》原文如下：
在姐姐妺妹裡，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卻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別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妺裡，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
這樣把梅花「擬人化」地加以讚美詠頌的詩句，古往今來，可謂俯拾即是。更如宋代詩人林和靖以梅喻作「妻」更被傳為美談。可是這批製造文字獄的黨棍子們，好似發現了新大陸似的，斷言作者此詩是在仇恨當今，聁望未來，期待「美帝」，「蔣匪」變天復辟，如此胡言亂語，扣帽子，打棍子與文藝批評，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之遙，然而在毛年代極權暴政下，根本無理可講，也無人敢發聲加以反駁。因為這些荒謬絕倫的文字發表在當時的《四川日報》上，而該報是中共四川省委的機關報，它就代表中共黨的立場，你說誰敢去摸這個「老虎屁股」？
可是到了1957年四、五月，全國各地都在單位內部開始傳達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傳達毛這個講話的會場上，當時氣氛神秘詭異，宣布會場紀律，一不准錄音，二不准記筆記，弄得大家莫名其妙。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一個地方文藝刋物上的一首詩竟然鬧得毛澤東都知道了。更令人意外的是毛的態度幾乎是在與四川日報唱「反調」似的。不但大談什麼反官僚主義，反教條主義，要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有什麼意見儘管提，講錯了也不要緊，並說這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甚至還說：我們今後是要團結五百萬知識分子（包括那個寫《草木篇》的人）。我們要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把廣大知識分子，包括那個寫《草木篇》的，都要團結起來。
聽到毛這麼－講，我當時心裡說不出的高興，就像今天那些盼望中國出明君、清官的人－樣，認為毛澤東真是偉大，就是明君。中央是正確的，地方上在亂搞。所以膽子一下就大了。當時才二十歲的我，作為一個青年文學愛好者。拿起筆來便向報刊投稿。記得先後曾向四川日報，《草地》月刊，重慶《紅岩》月刊等都寄去了稿件，指出對《草木篇》的批判就是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在文藝界和文學批評中的具體表現。我自以為這是按毛主席講話的精神說，哪能有錯？卻做夢也沒想到，毛澤東先生是在「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殲之」。所以毛的這個講話在後來正式發表時，令人振奮的那些話，刪的刪除，變樣的變樣。難怪他當初傳達時會場上不許錄音，甚至筆記都不許作。看來人家早就胸有成竹，腹有良策了！我們這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挨整，活該！本人也因此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賤民，而萬劫不復！
《星星》1957年第1期創刊號封面。（維基百科）
《星星》詩案引來四川文藝界的大災難
與此同時四川文藝、學術界的人士更是在他們領導的動員下，對《草木篇》星星詩刊等問題進行「鳴放」（即發表意見）。專門開會邀請相關人士參加。你不想說，不願說，也千方百計非動員你說不可。最後，待到1957年6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統統一網打盡成為「右派」。星星詩刊全軍覆沒。編輯部四人：白航（主編）、石天河、流沙河、白峽，一個不少全入「右冊」。其中石天河更以莫須有的歷史問題，打成「國民黨特務」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勞改。並據此而劃成了一個所謂「以石天河為首的四川文藝界右派反革命集團」；基本都是文藝界人士，計有：儲一天、陳謙、遙攀、萬家駿、徐航、丘原、白堤、沈鎮、楊千廷、華劍、羅有年、張宇高、李加建、王志傑、李遠弟、孫遐齡、張望，許明權、李明雋、楊光裕、曉楓；連同《星星》編輯部的白航、石天河、流沙河，共24人。真是捷報頻傳，一網打盡！
更冤枉的是四川大學文學系教授張黙生。此公系山東人，曾是毛年代中國大陸「第一夫人」江青的老師。當時他正在病中，告假不受邀。領導便專門派車去把他接來。也許是出於盛情難卻，於是對《草木篇》以「詩無達詁」四字來打個圓場，應付一下。所謂「詩無達詁」此語出自董仲舒。「達詁」的意思就是確切的訓詁或解釋。所以詩無達詁就是認為詩不可能只有一種確切的解釋。所以希望對《草木篇》，大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好了。就這麼幾句不癢不痛、近乎「和稀泥」的話，同樣在劫難逃，最後打成「大右派」，可見極權體制下文化專制之可惡！
禍延全國株連上萬人之多
至於在民間，尤其是青年、學生中，對《草木篇》和星星詩刊，因向報刊投稿，或向文化部門去信表達不同意見，以及向流沙河本人去信表示聲援支持的，最後幾乎一個不漏的都受到劃右派、開除工作或學籍、管制、批鬥……等各種迫害和懲處。據流沙河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回憶，他當時每天收到的信可以裝一籮筐（筆者也是其中之一）。最後在全國被株連者多達萬人！一首小詩竟惹出這樣的彌天大禍，這就是中共當年罵國民黨時說的「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可惜當年國民黨「太無能」，更無此種「魄力」。也只有在中共治下的大陸，在這種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下，才會有如此的人間奇蹟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