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來 中國發生的三波「自殺」潮(組圖)
5月份，中國太原在13天內發生11宗跳河事件。（看中國合成圖）
2024年5月份，山西省會太原市接連發生十餘起跳橋悲劇。由當地知情網友透露，從5月10日到5月21日之間，幾乎每天都有人跳河自殺，他知道的已經有十幾個人，當地人表示，「每天有人跳河，快成了奈何橋了。」
回顧歷史，1990年的下崗工人，「文革」中的知識分子（「臭老九」「反動權威」），1952年的「五反」運動，也都經歷了類似的密集「自殺」現象。
2024年的「奈何橋」
面對山西省會太原市接連發生的跳橋悲劇，當時就有網民留言表示，「太原的爛尾樓太多了，很多人把所有的積蓄買了房，最後一無所有，可能有時候生活比死亡更難面對吧。」「kfs（開發商）、銀行和政府合謀的騙局謀殺了他們。」
的確，在過去的四十餘年中，中共強徵農村土地，以低廉的價格回收土地，以高昂的價格售出，稱所謂的「土地財政」,中共宣稱用四十年時間完成了別人二百年的城市化過程。但是，凡違背常識的事情，都會有代價，以高污染、高腐敗、高代價的方式，殺雞取卵式的完成了大躍化式的經濟，難以持續，泡沫已經破裂，房價大跌，塌方式的災難才剛剛開始。
加之中共自疫情封控以來，導致經濟低迷、失業者漸增、大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人們都背負著沉重的壓力。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不只是山西太原，廣州人民橋、廣西南寧邕江大橋、重慶長江大橋等均有跳河事件發生。
同時，當地政府緊急加高橋兩邊護欄的高度，趕工加裝防墜網，並派出大量守橋員，每隔數米站立一人，阻止再有民眾跨欄自殺。
網傳太原警方在河邊貼出警示：「珍愛生命，禁止跳河，違者罰款1000元」。
面對頻繁的自殺現象，中共官員卻輕描淡寫地說道，「跳河行為是個人原因」。網民紛紛留言：
「是誰造成個人原因的？」
「沒有這骯髒的社會環境所迫哪來的個人行為？」
「又是掐人中，又是心肺復甦，又是人工呼吸，又是電除顫，就是不願意鬆開掐脖子的手！！」
除了跳河之外，在中國大陸各地，跳橋自殺事件也頻頻出現。據四川宜賓的網民透露，今年5月也仍然發生了連續三天都有人跳橋的事件，5月24日，大陸抖音平臺上有山東網民說，「我們這裡黃河邊一個月跳了好幾個，救援隊都回不了家！」有湖南網民說，「我這以前天天跳，現在都給封鎖了，這種行為會引起連鎖反應。」
90年代下崗潮。（網絡圖片）
1990年代的下崗工人
經歷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多次運動後，中國滿目瘡痍，經濟瀕於崩潰，大多國企負債累累。到90年代，中共為了續命，開始施行「國企改制」，強行讓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並以低價格買斷工齡而解雇國有企業的職工，不僅剝奪了職工工作權生存權，也沒有了生活來源。這些人被稱為「下崗工人」，他們面臨養老保險和醫療問題等，淪入社會的最底層，苦難由此開始。
據陸媒的《「鐵飯碗」砸碎後，一代工人的沉浮與迷茫》一文報導，「自有關改革的決策在上一年5月出台後，短短數月裡已有上百萬國企工人下崗，推行力度之大超乎預料——1998年至2000年間，幾乎每年都有700萬至900萬工人。」對於國有企業在冊人數的統計，1999年為8336萬人，到2002年，這項數據已經滑落至6924萬人。
中共1949年竊政後，接管了國民政府及外商遺留下來的企業，並逐步從資本家手中奪得企業，將私有企業共產。
1952年，中共用「五反」清洗了資本家，在上海這個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祥地，把企業奪走，掛上中共「國營企業」的招牌。許多工人相信了中共的宣傳，歡天喜地到「國營」工廠上班，當起了「主人翁」。
然而，在所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一直搞「低工資、低消費、高積累」。從1952年到1978年，員工平均工資年均增長僅為0.38％，而年積累率卻高達21.4～36.5％不等。長期以來，國企工人工資都沒有包含醫療、養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會福利在內。消滅私有制和共產，並不侷限於針對資本家，也針對每個工人、農民和城市市民。至於被共走的產（被公有制的資產）是誰在掌控、如何使用，有「當家作主」「主人翁」之稱的人民是根本沒有發言權的。
三十多年後，也是在上海，龐大的產業工人群因所在工廠關閉、轉產和改制而紛紛下崗。在中國大陸，「下崗」是「失業」的代名詞。在自由社會，失業有失業保險、失業救濟，而在中共的字典裡，社會主義體制下沒有「失業」，只有「待業」和「下崗」。找不到工作叫「待業」，失去工作叫「下崗」，而黨的政府對待業和下崗都沒有義務。
90年代，先後有一百多萬上海的國營工人，從「主人翁」稱為「下崗工人」。上海產業工人成為見證中共暴力掠奪百姓生存資源的「活化石」。在生存沒有來源的困境下，無處發聲、沒有選擇的「下崗工人」，許多都選擇了以自殺來結束苦難。
根據1998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緊急提案《關注家庭自殺慘劇，引發社會動盪》一文，僅僅在這一年中自殺案件就有22.52萬人，死亡約15.672萬人。
另有陸媒披露，《只說文革不說下崗的都是沒良心——90年代中國自殺率處於全球高位》一文中指出，「中國的自殺率在90年代處於全球高位，也是建國後最高的，高於建國初期、也高於文革，只是自殺的大多是農村婦女、下崗工人，無名之輩，自然留不下印記。」
看起來，自殺既有農村的，也有城市的。實際上在90年代，一個家庭中，往往丈夫是被招聘入工廠，而妻子仍在農村生活，這在當時的大陸是一個普遍情況。如果丈夫失業成為下崗工人，意味一個家庭的生活來源就沒有了。因此出現了「農村婦女、下崗工人」大量自殺的現象。
滬商血淚——恐嚇劫財的三反五反紀實。（網絡圖片）
1952年的「五反」運動中的上海
1952年，中共對工商界人士發起「五反」運動，即所謂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工商界人士人人過關。
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核查企業應繳納稅費。這樣的算法，即使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想死又不能跳黃浦江，因為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要繼續被逼迫，只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屍體好死了心。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砸死。
僅以上海為例，「五反」運動中出現自殺、中風與精神失常的不下萬人。自1952年1月25日運動開始到4月1日短短65天時間裡，自殺者就達876人，平均每天超過13人。當時，「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和安眠藥片被禁止售賣，想安臥而死的可能性都沒有了。
面對密集自殺現象，中共不是從其發動的「五反」運動本身去找原因、放棄殘酷的共產運動，而是讓「五反」對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目的是最大限度掠奪工商資產。對於工商界人士的生命視如草芥。
眼看自殺的人日益增多，中共遂派兵巡邏，黃浦江岸口均有軍隊站崗防守，各馬路高樓頂上均站崗防守。為防跳樓，還嚴令三層以上樓窗均須裝置木欄與鐵絲網。同時，更發動群眾，對重要目標寸步不離，「雖寢食便溲，亦不放鬆」。
72年前的中共與今日的中共本質上一樣，視百姓生命如草芥，冷酷的掩蓋真相。中共就是中共，骨子裡從來沒有變過。
天滅中共，三退保命。（網絡圖片）
為何會這樣？中共本質是「假惡鬥」
從1952年「五反」運動，到1990年的下崗工人，再到今天的多個省市的「跳河」、「跳橋」，百姓密集自殺的真相並沒有廣為人知，背後的根本原因更不許觸及。
50年代，上海商人因交不起中共要求的稅額而被逼、被侮辱，只好跳樓而死。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端一杯清茶坐在沙發上，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跳樓的「五反」對象）？」上海資本家的痛苦和沉重感，在中共官員的嘴裡被戲謔為「空降兵」。
90年代，下崗工人自殺的原因被中共歸結為「抑鬱症」。
如今的跳河者跳橋者，被指出於「個人原因」，中共在橋頭貼出「禁止跳河，違者罰款1000元」的告示牌，告知自殺者，你就是死了，也還欠著1000元罰款。
72年前的中共與今日的中共，都為權柄而掩蓋真相，視百姓生命如草芥，它的冷酷從來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
50年代，中共為了防止更多人自殺，曾在公園、江邊、樓頂等處設崗防範。
90年代，在下崗工人的失業潮中，在自殺大量出現之後，中共聲稱發放救濟金，然而，據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吳清軍曾與課題組一同前往東北的兩個省會城市調研，他們發現，有58.5%的下崗人員沒有領取過失業救濟金。
2024年的今天，中共眼看跳樓、跳江者日益增多，隨即增設了看樓員、守橋員、橋面巡邏員。
在世界上的正常國家，面對這麼多人輕生，除了想辦法阻止他們自殺，還會調查輕生的原因，關心他們，幫助他們走出難關。而中共的基因，註定了它在面對密集自殺問題時，也會一如既往的採用「騙」「煽」「鬥」「搶」「滅」「控」的政策與手法。無論是對民眾的言論、思想、行為、健康、生活、工作、教育，還是對民眾的生命，「騙」「煽」「鬥」「搶」「滅」「控」才是中共對「為人民服務」的真實定義。
中共建政75年來，發動多次運動，土改、鎮反、朝鮮戰爭、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再到迫害法輪功、活摘器官。除法輪功學員之外，文革後爆出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共75年造成的中國人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8000萬，比二戰造成的死亡人數7000萬都多。
中共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海外華人媒體發表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揭開了謎底：無論中共表面說得多麼天花亂墜，本質都是「假、惡、鬥」，萬變不離「假、惡、鬥」。
中共沾滿了無數血債，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遠離中共，不再與邪惡為伍，不再對著血旗發誓為其奮鬥終生，退出曾經加入的中共組織黨、團、隊。神佛看人心，出路就在腳下。
（本文出自：〈說說75年來的三次密集「自殺」現象〉。文章經過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