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姦治善 」毛採用他的計策整慘中國人(圖)


中共將商鞅思想用於數億國人,將其發揮到極致。圖為商鞅像。(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太史公說:商君,他的天性就是個殘忍少恩的人。國人多知商鞅變法,不知其思想。這位在歷代被批評的變法者,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中共又是如何將商鞅思想用於數億國人,將其發揮到極致的呢?

家庭成員監視檢舉 刑罰狠辣

商鞅變法之初,下令把十家編成一什,五家編成一伍,互相監視檢舉,一家犯法,十家連帶治罪。不告發的處以攔腰斬斷的刑罰,告發的與斬敵首級的同樣受賞,隱藏的與投降敵人同樣的懲罰。

中共將商鞅之法運用於文革,使家庭成員、親朋、同事之間相互監聽監視、互相揭發檢舉。子女檢舉父母、夫妻互相檢舉、兄弟手足互相檢舉者層出不窮,紅衛兵告密「弒父弒母」等案例,比比皆是,「親親相隱」的道德底線全線崩潰。

以1952年「三反」為例,《人民日報》先後報導:《北京市第五中學青年團員王世桓檢舉他父親貪污行為》、《許東才站穩人民立場檢舉奸商父親》、《門頭溝機電廠職工家屬大膽檢舉和規勸丈夫坦白》……

中共也採用商鞅的狠辣刑罰方式,造成很多人被批鬥、槍決。

如著名的方忠謀事件。1970年2月,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被自己的丈夫張月升和長子張紅兵舉報。16歲的張紅兵寫了封檢舉信,檢舉的是自己的母親方忠謀,與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了軍代表的門縫。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遭槍決。

多年後,張紅兵悔恨說:「經過這幾十年的社會底層生活,我也經歷了磨難。整理家庭的各種遺物、檔案,寫材料。我在心裡罵:張紅兵啊張紅兵,連畜生都不如。我想逃,卻無處可逃。」

削弱人民 戰勝人民 奴役人民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勝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商君書·畫策》)

商鞅這個思想的意思就是為了統制(不是治,商鞅所說為制),他提倡要削弱人民,繼而戰勝人民,使人民成為奴僕,受其奴役。這個在正常人看來不寒而慄的制民理論,在中共眼中卻是教科書般的理論利器。

100年前,「共產主義」的提出,為削弱人民提供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條件,在「共產」的藍圖下,徹底剝奪人民的財產和一切生產資料,變得堂而皇之,商鞅試圖建立的「無恆產無恆心」的社會就真的成為事實。繼而給戰勝、奴役人們提供了先決條件。

以黃金、白銀為例,中共建政後,從民間查抄大量金銀,又以「支援國家建設」為名,以4分錢一克白銀、3.04元一克黃金從民間強行收兌,同時禁止民間買賣金銀,地富反壞右持有金銀也是罪過。到1970年代時,民間金銀已經很罕見了。這是經濟上削弱人民的一個例子。

以奸人治善人 建立流氓政治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商君書·去強》)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商君書·去強》)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商君書·說民》)

「以弱去強」、「以奸民治」這個思想簡要說來就是:「消滅」,消滅有能力有信仰的那部分人。具體操作辦法是,建立流氓政治。以奸人、小人、流氓來壓服人民。利用弱民把一切強民除去了,剩下的自然都是弱民奸民,對付操縱起來就游刃有餘。

鄉紳階層是中國基層社會的精英,不僅是經濟上的精英,還是道德上的精英,是所謂的強民,中共於是搞了一箭幾雕的「土改」運動,利用宣傳隊和農村的地痞流氓在全國範圍對鄉紳階層進行群體滅絕,同時達到「以弱去強」、「以奸民治」,建立基層流氓政治的目地。


1966年11月,上海工藝美術學校和上海戲劇學院的紅衛兵在「鬥爭」他們的老師和學校領導。(圖片來源: 網絡圖片)

侮辱人格 用刑罰羞辱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商君書·弱民》)

為了使爵、官、賞具有吸引力,要先使人民辱、弱、貧了。受辱了,就會希望通過政府和爵位來改變自己的處境;弱小了,就會依恃官吏的保護;貧窮了,就會看重政府的獎賞。所以,治理人民,要用刑罰來羞辱他們。

中共對這個思想使用的是登峰造極,在文革中,利用「紅衛兵」極盡羞辱之能事。「紅衛兵」其實是所謂的「弱民」,既無傳統思想也無立足社會的資本,但中共煽動他們對大批真正有思想的文化精英進行侮辱,刑罰上的羞辱,又達到了消滅強民的「以弱去強」的目地。

殺戮去強民

能生不能殺,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商君書·去強》)

被視為「毒」、「虱」的「強民」,對其滅絕的最重要的手段是殺力,就是對其進行肉體消滅。除了國內消滅,還可通過戰爭手段緩解內部張力,消滅國內強民。

如在韓戰中,大批國民將士被送去戰場……中共建政以來發動的歷次戰爭,可以說都達到了去強民的效果。

暴力威化 人民噤若寒蟬

商鞅變法後,效果如何?變法初期,給新法提意見的人很多,但是不久後「秦人皆趨令」,再也不敢批評新法。新法推行10年後,「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一些原來批評變法的人,都改口說變法的好話,從此「民莫敢議令」。

這可怕的後果,正是中共夢寐以求的。在發動了幾次運動後,1957年反右以後,黨外再沒有人敢批評共產黨;1959年黨內反右傾機會主義以後,黨內也不敢批評領導,不敢批評黨的政策;文革中,人們在家中再不改議論共產黨。

參考書籍:《史記・商君列傳》

                  《商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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