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見證人、前《解放軍報》記者江林（看中國攝）
【看中國2024年6月3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六四見證人、前《解放軍報》記者江林於六四前夕接受《看中國》專訪時披露了她在35年前「六四」血腥屠殺中的親身經歷和見證。這次專訪中她還首次披露了戒嚴部隊新聞處如何造假、栽贓學生、市民。她也講述了30年後她決定披露真相的心路歷程，以及從香港人的反抗和大陸白紙革命中看到了民眾覺醒的希望。
下面是《看中國》對江林的專訪第三部分。（為表達清楚，下文有經過編輯。）
戒嚴部隊新聞處造假
江林：戒嚴部隊新聞處都是我們報（指《解放軍報》）派出去的記者，那時候整個北京的所有新聞單位，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全部不能發消息，全被軍管了。因為這些新聞單位的人，在426以後全部都上街了，記者全都去支持學生了。《人民日報》帶頭立即開始新聞改革，說要報當天的新聞，反映學生在廣場的情況，老百姓怎麼給他們送水送藥。就因為這些事情，《人民日報》7個編委全部下臺。然後總政宣傳部部長親自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
軍管媒體後，戒嚴部隊新聞處就成立了，取代新華社的功能，之前所有媒體要發新聞都以新華社為主。戒嚴部隊新聞處就是這樣的一個職能。戒嚴部隊新聞處成員到中南海李鵬的辦公室去辦公。發布的消息全部是謠言，為什麼是謠言呢？他們也有錄像，但是他（通過剪輯）顛倒黑白，比如軍隊先開槍，然後老百姓再去反抗，他們就把這個錄像給倒過來，先放老百姓反抗怎麼打軍人的，然後軍人是自衛，所以，老百姓就說解放軍真好，來救我們了，這些暴徒多壞，把軍人扒光了點天燈放在立交橋上。全世界看到的都是這個。
包括那些記者都說，這個事哪天要是翻過來，不一樣的消息就會出來，因為全部都有照片，其實最珍貴的照片全部都在軍事記者的手里，但是他們現在不拿出來，有的應該也銷毀了。我覺得不會絕對銷毀，這是記者的生命，這輩子你所掌握的這些東西，這是真相啊，誰會把自己的心血給丟掉，太珍貴了！他們也許會以各種方式保存，比如存在雲端。
後來我就跟六四紀念館講，我們現在看到的和收集到只是一點點，我們沒有拿到最核心的東西，因為我們沒在現場，誰能跟解放軍一起去清場？就是跟著部隊的軍事記者，這些證據是泯滅不了的，你現在能把那些人抓起來扔監獄里，你敢嗎？而且他們那些東西放在哪，你知道嗎？就算現場記者已經給沒收走了，所有攝影記者的照片不可能只是一個備份。所以我就說，天安門這麼大一個戰場，不是一個人看到。第二，因為戰場太大，就是每一個人看到的只是一個局部，所以我跟很多人都講，我們知道的只是鳳毛麟角，只是那一個時段、那一個地區。還有北京市被關起來的人成千上萬，那些人當時勇敢的行為是因為看到了什麼被激怒了？很多市民只是站在旁邊看，那些被抓起來的真的有行動，真的救人了，或者他們真的去燒那個車、點了坦克了。
記者：你是中校，張勝是大校，你們都不知道武力清場的消息？
江林：當時我們都不知道那天要發生這個事情，如果我們知道的話，我們會保護自己，我們不會生生的讓他們包圍我們，把我們打一頓，而且我們四個人都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張勝的太太（頭部）傷口化膿一直好不了，只能引流；他孩子小手指斷了，三天找不到人，只能動用老爺子（指張愛萍），張勝父親（張愛萍）就說我們甭管怎麼樣，就找那戒嚴部隊，說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怎麼都找不到，最後沒辦法了，動用軍委警衛處，專門就是保護那些領導的，特別是他們家的警衛，因為那些人都認識他那孩子，到那些看守所去扒拉人頭，那些士兵認識他的，一個一個扒了腦袋，一個一個看，最後在中山公園旁邊一個臨時的拘留所裡找到了，（六四當天）沒死的給抓那去了，第三天才找著。
六四戒嚴部隊的士兵都進城來，怎麼安置這些人呢？首先就是軍隊這些大院。
我住在總政大院，我表弟回來看我，說姐你知道嗎？咱們院門口豎一個大牌子，上面寫著：等著瞧！就是老百姓寫的。我們院也要接納一部分士兵。一天晚上，就聽著那撥人打著槍就進來了。一個朋友住的是部長樓，一棟樓住才住兩戶人家的，正好在靠近門口、靠近街道，把他們嚇得把那小孩都推到屋子的中間，趴在地上不敢動，就聽著槍響。
還有一個人，夏天北京很熱，大家都覺得戒嚴了就應該安全了，出來走走，她在路上散步就被打傷了，然後送到醫院。她先生在軍隊工作，全部都得轉業，就因為你太太受傷了，你是見證者。就像我這樣，你受傷了，那你就得出局。
記者：過了30年你才決定把這一段歷史見證公布於世，在這30年中你是怎麼思考的？最後又為什麼還是決定站出來把這段歷史講出來？
江林：2019年《紐約時報》的記者反覆問過我這個問題，我父親是一個軍人，我從小在這個環境里長大，以後成為主要軍報的記者、軍官，我一直有一個幻想就是我希望他們能夠自己糾正錯誤，但是我等了30年也沒等到這一天。
這個幻想來源於胡耀邦，因為文革這麼大的事情，時間也是這麼長，還有反右，三反運動什麼的，將近28年這樣的歷史，最後都得到了平反。我覺得64這麼明顯的事情，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而且受到了整個國際制裁的，這樣的一個事情是可以被平反的。我覺得共產黨裡面應該有這樣的良心吧？我一直覺得他們會找一個合適的機會，然後去公布這件事情，來解決這個事情。他們來糾正自己的錯誤對他們是有好處的。
其實說實在的，一直到2019年的時候，都沒有多少人說要打倒共產黨，因為改革開放了這麼多年，確實老百姓的生活是明顯的提高了，包括一個普通的農民，都是覺得是翻天覆地的。溫飽問題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解決了。在這種情況之下，來糾正自己的錯誤有什麼不好呢？真的是對共產黨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有這樣的一個幻想。
但是等了30年都沒有等來，因為我跟張先玲的這種密切關係，她跟我講了很多，就是天安門母親好多人都去世了，都沒有盼到她們的孩子被平反的那一天，這對她們來說，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前幾天，張先玲還問我，說正義會不會永遠都是佔上風的啊？她說現在看來怎麼這麼渺茫啊，這個世界真的很亂，在戰爭不斷的世界裡，真的是群魔亂舞。
我那時候身體很差，如果我不說的話，這個事情可能就永遠就不知道了，就會帶到墳墓裡沒有人知道。我覺得我不說就是一種犯罪，因為我是記者、我知道真相，我的責任就是要把真相告訴大眾。
再一個就是我覺得對這些死去的人，只要這個事實存在，他們就有希望。我覺得如果這個事實大家都不講的話，這個國家就沒有希望。
所以那個時候《紐約時報》的記者來找我們，那時候是六四30週年。他說你看你現在的環境也挺好，你做好了這個準備了沒有？因為你要說這一切，就意味著你要把你現在所擁有的這些，全部都放棄了。第一你有可能你就回不來了，第二你有可能就被他們抓走了。你自己想好了沒有？他說如果是你沒想好的話，沒關係我們留一個記錄，我們不把它公布出來，作為一個記錄，這樣也是可以的。
他反反覆覆問我這個問題，但是我覺得我要講出來，我如果不講出來真的死不瞑目，那樣的話我活的就像一個蛆蟲一樣，真的都不是人，我不能這麼沒有尊嚴。我覺得哪怕我失去自己的這些所得、這些待遇，現有的生活，我也要把這個事情講出來。
記者：在2019年正好是六四30週年前夕，時任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在新加坡出席各國防長會議時評價六四事件，他說當時做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說沒有鎮壓就沒有改革開放30年。
江林：正好那天，當時我在美國之音，我就專門說到這個事，我說這就是胡說八道，這根本就是顛倒黑白，如果沒有這個六四鎮壓的話，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更好，而比現在更好，因為那個改革開放，就是真正的改革開放，是有政治體制改革配合的一個改革開放；而不是說是權貴們的賦予的這樣的一個改革開放，一個瘸腿的改革開放。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沒有一個政治體制的改革開放，就不會是一個全面的改革開放，就是一個全是為他們一小撮人謀私利，一個權貴集團謀得私利，而廣大群眾沒有受到真正益處的一個改革。我們也看到了這個。
記者：六四過了30年後，2019年香港爆發全世界矚目的反送中運動，我們看到港警是怎麼樣用催淚彈、用各種暴力手段對付非常和平的手無寸鐵的香港市民。香港人只是要自由要和平，但是受到這樣的待遇，很多人就感覺像六四在香港重演？2020年冬天，經過三年的疫情，面對非常極端的封控政策，中國老百姓舉起白紙抗議，並且喊出『共產黨下臺』的口號。你認為經過30年，中國人是不是有一種變化，精神上有一種覺醒？
江林：我覺得這個變化特別的明顯。
我那個時候每天都關注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進展，而且能實時的看到現場情況，我非常佩服香港的年輕人，他們真的跟六四學生是一樣的，他們知道用自己的行動跟極權抗爭，這個自由不是白來的，是要靠抗爭、靠流血爭取來的。我看到那些年輕人，我真的特別感動，好幾次都流眼淚。尤其有幾張照片都印在我腦子里，一個女孩子盤腿坐在軍警前面，然後好多被帶走，那些女學生非常坦然的被抓走，有的被摁在地上臉被警察腳踩著。我覺得就像六四的那個情景浮現在我面前，就跟被子彈打傷的那些青年學生是一樣的。
所以，我看到了民眾的這種覺醒。
因為我後來在香港工作了10年，我對香港特別有感情，也特別理解香港人的這種心情，他們本來生活在那個社會，非常幸福也很富足，但是這個環境被所謂的‘一國兩制’破壞了，被香港回歸破壞了。
那10年我不斷的看到對香港社會的侵蝕，我最後離開香港的原因也是因為中資大量收購香港媒體做輿論滲透。我的朋友跟我說，江林你這樣的人要再待下去，你一定會跟他們發生衝突的，我勸你離開算了。我想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他們同流合污。2007年，我離開了香港，因為我覺得我不能說假話，一個記者說假話就是犯罪，就是一個謠言製造者。
所以對於反送中、白紙運動，國內封鎖是非常厲害的，就讓我們看不到、不知道那些人究竟是誰。
我也看到，每年的六四紀念越來越多參加，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面孔，就預示著年輕一代的覺醒。就像2019年我要出國的時候是帶著對這個政府的絕望，好多年輕人就和我一樣。
另外，我覺得長時間以來，六四在中國的歷史上完全被抹去了，甭管你去檢索什麼，這一天象不存在一樣，連6月4號這個日期都沒有了。
人們對這個事情的淡漠和遺忘是非常殘酷的，對這些親身經歷的人，特別是六四死難者太殘酷了。他們獻出了生命，最後這個事情像沒發生一樣，這個真的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要站出來。
我覺得白紙運動也好，還有反送中運動也好，讓我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年輕一代的覺醒。
記者：像你所說，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你要問他六四是什麼？他真的不知道，頭腦里一片空白。這等於說這一天在中國就被完全抹殺了。你認為我們有一種什麼樣的責任，去銘記這段歷史和讓更多的人了解這段歷史？
江林：我覺得我們有幾個責任，第一個就是記錄這段歷史，不管是通過什麼手段，把它記錄下來。
我2019年以後，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我所知道的事情記錄下來。因為我原來就有記錄，我曾經為了這個記錄這件事情，我兩次失去自由，其中一次就是因為我記錄了這個事情，他們得到了，被警察抓起來，被軍隊抓起來關起來讓你交代這些問題。這等於向所有的人宣布你是一個罪人，這對一個正常人來說，這是一個侮辱，而且是一個天大的侮辱。
我把這個東西整理下來以後，還附錄了一些說明，因為時間很長了，尤其是後來的這些記錄，只是作為我個人的一種記錄，只想給我的孩子留一個記錄，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媽媽在那個階段經歷過什麼，就包括我把孩子送到國外，都是因為這個事情，我不想讓她在中國重複我的經歷。所以我砸鍋賣鐵都要把她送到國外。作為一個母親，我要對她有一個交代。
我的孩子是目睹這些事情的，我記得六四那天早晨，我從醫院被送回到家里，她躲在門後看著一個滿臉滿身都是血，髒兮兮的這樣的一個媽媽回來了，給她嚇得躲在門後都不敢看我。晚上睡覺時，我做夢在那喊，她在旁邊搖我，說媽媽你怎麼了？因為疼，我不停的做噩夢，而且又是趴在床上睡，她搖我我才知道在做夢。我那兩次被抓起來，都是在她的面前把我抓走。所以我要給她一個交代。一開始是寫給我自己，因為我不能做新聞了嘛，我就非常痛苦，所以我的那個副標題是：獻給我鍾愛已久的情人。因為我就覺得我這一輩子都像跟新聞結緣一樣，新聞就是我的生命。
我非常熱愛記者這份職業，我採訪了很多人，他們給了我很多力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他們向你敞開心扉講述他們的生命。每一個記者都會得到一些營養的。我覺得這個事業最適合我，突然你不能做這個事情，就像一個情人跟你越走越遠，很痛心的一種心情。
我從1990年開始記錄，包括我兩次入獄，出獄後第一件事就是記錄，但記得真的特別痛苦，我都寫不下去，太痛了，等於你重新回憶一遍，人家怎麼侮辱你、栽贓你、逼迫你，你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真的不堪回首。後來我的朋友把這些記錄拿給我，我都不敢看，一看我就哭。簡直就像揭你的傷疤一樣，本來這個傷疤慢慢好了，你揭起來的時候很痛的，連肉帶血一起揭起來。
我的那些稿子是我朋友幫助我打字出來，我做不了這個事，太痛了。我朋友告訴我這是歷史，應該記錄下來。
後來我向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無償捐獻了這些記錄。因為我覺得在中美的對抗當中，很多美國的決策人物對中國可能沒有那麼深刻的了解。我們作為中國人，向他們貢獻一點我們所知道的。同時，這個研究所是全世界開放，可以讓全世界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政府，以及了解中國的反抗人士和異見人士的悲慘境遇。
另外，我把我的血衣（洗了無數遍都洗不掉血跡）和一部分手稿捐獻給紐約六四紀念館。我覺得我們要收集這些歷史的證據，留給歷史，留給未來，留給我們的後代。
第二，我們不能忘了還在獄中（的政治犯），有一些雖然被釋放，但生活非常艱難的難友們，尤其是六四難友。
在幫他們的過程中，我了解到他們的一些境遇，這些六四抗爭者雖然被放出來了，但他們沒有醫保、沒有任何生活來源。有一個人給我印象特別深，他出獄後父母都死了，他們家房子被霸佔，唯一給他留的是一個小廚房，只能放下一張床，這個廚房還被一個盲流給佔了。他自己已經精神失常，就靠一些有良心的市民幫助。盛雪（指民陣）他們籌集的捐款不能直接匯給他，因為跟他住在一起的盲流會搶他的錢，所以這些人就是每次給他買一點東西送去。
我很敬佩30多年來一直沒有放棄國內良心犯的這些組織和這些人，他們堅持不懈的援助，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第三個是我昨天在推特上看到盛雪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30多年來一直給一所小學的學生講六四的故事，最早聽這些故事的孩子已經30多歲了。她認為這是她的一個成就，我認為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應該有更多的人繼續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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