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律師余文生兒子再度自殺未遂 異議人士子女心理健康引關注(圖)
中國人權律師余文生一家。（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4年4月7日訊】人權律師余文生及其妻子許艷去年被中國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逮捕，至今已近一年時間。他們十九歲的兒子余鎮洋最近傳出先後兩次自殺的消息。這再次引起外界對中國人權律師、異議人士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及人身安全的擔憂。
余鎮洋自殺未遂的消息由維權網週二（4月2日）披露。維權網的消息指出，余鎮洋約一個月前在北京被警方以襲警為由關進看守所，前不久才取保候審釋放。出來後，余鎮洋服藥自殺，因及時搶救脫險。
消息還披露，余鎮洋因父母常年被打壓，一直患有抑鬱症，一年前從高中輟學。本臺曾報導，余鎮洋上一次自殺是發生在去年11月18日，經醫院搶救得救。當時余文生夫婦仍被羈押中。
青春期的痛楚
余文生律師因長期從事人權案件的代理工作，並因參與維權和關注弱勢群體而遭到中國政府的迫害，多次被警方抓捕、關押。他代理的重點案件包括法輪功修煉者維權案，以及709律師大抓捕案等。2023年4月13日，余文生夫婦在前往歐盟駐京使館參加活動途中，突然被警方在地鐵站攔截，隨後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拘留、起訴。
當時，民生觀察網透露了一個細節：在余文生夫婦被捕後，多名警察前往其住處搜查，並向他剛滿18歲的兒子宣讀了倆人的刑事拘留通知書。
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律師狀況的在美民主人士曹雅學告訴記者，她非常能理解余鎮洋的處境，「你讓一個青春期的男孩子既要應對青春期的成長，又要應對家裡的這種情況，把這一切都消化得非常好，這是很難的。」曹雅學說，她自己就有一個正處於青春期的兒子，而她的女兒也剛剛成年。對青春期孩子的成長困難，她深有體會。
曹雅學是「改變中國」英文網站的創辦人，她在2022年發表了所主持拍攝的記錄片《辯護人：中國人權律師二十年》。她分析說，余鎮洋的情況是比較極端的，「他在青春期最艱難的時候，爸爸入獄，媽媽又天天在奔走。」
余文生2018年因發表修憲建議書被捕，隨後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監4年，直到2022年才出獄。按時間計算，余文生在監獄期間，余鎮洋正好度過了他青春期中間的4年時光。
目前身在荷蘭的異議人士林生亮和余文生有過類似的經歷，他的子女也在這個期間遭遇了青春期的挑戰。他向記者分析說，余鎮洋應該就是缺少關懷，「像余鎮洋這種家庭受到嚴重打壓的情況，我相信和我當時在深圳碰到的情況很像，就是沒人敢去（看望），最多就去一次，去看一下他。」
去年餘鎮洋第一次試圖自殺後，同為維權律師的王宇一直與獨自生活的余鎮洋保持聯繫。她曾向本臺透露，余鎮洋第一次自殺當天是他的19歲生日，是一個人過的。
琴聲內外的父子
武漢異議人士張毅也有類似余文生家庭的遭遇。他的兒子張弘遠去年從中國流亡荷蘭。張弘遠從小在單親家庭長大，一直與父親一起生活，他在青春期就經常目睹父親被警方帶走或短暫關押。
張弘遠對記者坦承，他的情況和余鎮洋還不太一樣，「因為我的父親從2013以來只是頻繁被拘留，沒有被判刑事罪名長期關押。我也一直相信我父親不至於判刑，所以我受到的精神上影響沒有餘鎮洋那麼大。」
但張毅對記者說，他兒子性格上和他相像，比較堅強、能抗事兒。他回憶自己有一次被警方傳喚，張弘遠正面臨中考，「（警方）把我傳喚了，等我兒子晚自習回家後，要帶我回家抄家。我兒子這個時候就進了他自己的房間，他不回答國保警察的任何問題，在他房間裡彈琴，彈古琴。我兒子古琴彈得挺好的。」
對這件事，張弘遠回憶說，「我當時是很懵的狀態，我就把房門關起來，彈琴，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張毅說，他兒子有超出他年齡的鎮定；但張弘遠描述當時的心情說，「我當時是很無助的感覺，精神上會比較混亂、不知所措，畢竟是讀初中的時候。」
曾兩次被中國政府關押的林生亮說，他在獄中也很擔憂自己的3個子女，他就開始研讀心理學方面的知識，並竭盡所能地與在外面的子女保持聯繫，「即使在監獄裡面，我也會利用一切機會寫信給我認為可靠的人，讓他們拿這個信去念給我的兒子、女兒聽。」
但即使這樣，他們父子、父女之間的情感依然會受到影響。之後林生亮只能帶著大女兒流亡荷蘭，這又影響到與二女兒的感情，「直到後來我不斷跟她講我為什麼要出來這件事，以及出來的過程，講了之後她才說，我以前以為我沒有爸爸。」林生亮說，經過艱難的溝通，他的3個子女現在的性格都很開朗。
惟獨對兒子放心不下
去年底，余文生案的代理律師在看守所見到了余文生。他說，自己可以豁出去，惟獨對兒子放心不下。
本臺記者試圖聯繫接近余鎮洋的這位律師以瞭解其具體情況，但對方拒絕採訪，並委婉告知，余鎮洋的家人不讓談。
曹雅學對記者說，709律師案中被打壓的律師家庭都存在類似的問題：這些律師不但被限制執業，他們子女的心理健康也面臨各種挑戰，甚至他們求學的權利也遭到限制。人權律師王全璋十一歲的兒子「泉泉」去年被校方無故退學，出國留學又被限製出境。
曹雅學說，中國當局對709律師家庭長期在生計上的限制，在生活基本方面上的限制，外界可能覺得沒有監禁、酷刑來得那麼生猛，但實際上讓當事人比坐牢還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