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是會議》的「是」是什麼？

【看中國2024年3月28日訊】2024年春寒料峭的3月初，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希爾頓酒店，由中國民主運動的標誌人物魏京生、王丹、王軍濤等領銜舉行一場有關中國前途的《國是會議》。出席《國是會議》的還有：黃慈萍、陳立群、金岩、李恆青、廖大文、謝田、馮崇義、鄭旭光、遇羅文、陳維明、曾建元、黃子茵、高光俊、於大海、胡平、姚誠、秦新民、潘永忠、廖天琪、陳奎德、張艾枚、北明、鄭義。

他們都是中國民主事業的推手。他們中有政治宿秀，政治學者和政治健將。他們已經創造了歷史。現在，他們舉辦了這次《國是會議》，還制定了《十點政治宣言》。他們正在創造歷史。3月4日，《國是會議》假美國國會山莊一間會議廳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國是會議》召開的消息並公布《十點政治宣言》。

值得一提，加拉格爾眾議員出面協助租借該會議廳襄成盛舉。美國共和黨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Michael Gallagher）是《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委員會》主席。有許多關心中國事務的美國國會議員蒞臨致辭，表達祝願。

《國是會議》而非《國事會議》，緣何？抽出其中「國是」與「國事」來比較。中國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有說：「國是」者，國家大計；「國事」者，國家大事。有興趣者可查閱古籍，知其出處。南朝範曄的《後漢書．桓譚馮衍列傳》：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筆者以為，這裡的「是」屬於是是非非的「是」。這次《國是會議》就是提出建設中國民主社會的願景和如何行的討論。在過程中，眾說紛紜，與會者共同發揮政治智慧，求取政治最大公約數，這是一次政治斡旋的典型示範。

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先生奔走四海，呼籲「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然而，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五族共和」的共和國立場。從民族解放的訴求提升到民族共處的共和局面。回顧這次《國是會議》提出的綱領性口號：「推翻中共暴政，重建共和」,對比二十幾年前的《08憲章》精神，這次《國是會議》在精神層面上有提升。民主事業的發展，必須繼往開來，秉承宗旨，適應當時。

這次《國事會議》的「是」是什麼呢？簡言之，應該是：宣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宣言中表述了這種宣示，但是不夠充分展開。這是人類社會追求的目標，人類福祉。推翻中共暴政，重建共和，無非是建立政權保障公正的社會資源分配和公正的回報。所謂人權，所謂獨立人格，莫不是在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準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如何實現？！方法論至關重要。民主社會是實現人類福祉的環境，民主是手段，推動社會建立實現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權體制。民主是建設性的手段，強調程序公正，保障目的之公義性。

革命則是具有破壞性的手段，不講究程序公正，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以逞一就。說得難聽點，如同先強姦再結婚，將生米做成熟飯再說。

幾百年來，社會民主轉型，講英國大憲章運動，講日本明治維新，講南非種族和解，講俄羅斯前蘇維埃政權垮臺，講臺灣威權轉型，其中追求政治最大公約數的斡旋發揮了關鍵作用。革命行動弄不好，就轉味變成恐怖主義運動。共和不是革命的勝利，共和是民主的造就。

魯迅先生在《阿Q正傳》裡描寫阿Q發夢革命去，可以摸尼姑的頭，可以扯吳媽的衣衫；可是卻挨了假洋鬼子的文明棍。可惜了，魯迅先生可就沒有寫阿Q如何發夢搞民主。

保障國家在共和體制內正常運作，美國的建國先賢們設計了三權鼎立的權力結構，明確地講，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等三權鼎立，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制衡是憲政民主的基本原則。制衡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相互監督的體系，從而防止任何團體積累過多權力。不同的政權結構成份，如國會，國務院和法庭，它們之間的這種微妙的制衡攻防確保每個政權成份都能有效運作，而不可能支配其他兩個政權成份，更不可能獨立與其他兩個權力成份之外。因此從何談起司法獨立呢？總之，三權鼎立制衡可以防止濫用權力、促進合作並維護民主制度的完整性。

共和體制確立，民主社會形成，社會呈現大團結的祥和局面。當年的南非共和國是一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國家，出現了一位黑人民選總統後，全國建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不搞清算報復運動，避免了社會撕裂的局面。臺灣實行總統普選，事後，建立《228事件》的善後機制，彌合社會與政府的對立局面。東西德國合拼以後，關於柏林牆東德士兵射殺東柏林居民越牆投奔民主的事件，有這樣一句名言：將槍口抬高一公分。法官提出道德審判，避免了循環報復的社會危機。這是社會民主轉型，建立共和體制，既繞不開也迴避不了的題目。

中國在三十年的「經濟改革」風浪中孕育了兩支社會力量，民營企業家和農民工。用共產黨的教科書來講，那是資本經濟社會中的兩類人，資本家和產業工人。《十點政治宣言》沒有關心到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利益？民主社會轉型沒有他們的參與，是民主運動的損失，也是目前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大體量而對他們的虧欠。他們有相當大的貢獻，甚至講是犧牲，特別對於廣大的農民工來講。

走筆到此，感到心力有所不逮。終究年歲不讓人，我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長一歲，經歷知青下鄉，繼而下煤井成為中國工人階級老大哥；後來成為文革後第一批大學畢業生，轉而在大學講臺授業。後半生在加拿大多倫多定居，再入書院，修成法律人在法庭進行訴訟案例，還是三棲媒體人，寫稿，在空氣中發聲顯身。廉頗老矣。我可是力不從心了。

有朋友戲言，說我很像《繁花》裡的上海爺叔。游本昌九十歲演爺叔。我比他年輕。在新聞看板上，我看到我的同齡人，如袁弓夷，如曹興誠，如黎智英。面對他們，我要問自己：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國是會議》召開是為了推翻專制暴政，還是為瞭解放捆綁黃土地上的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封建文化桎梏呢？《國是會議》正敲響喪鐘。喪鐘為誰敲響？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