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精神病黨官諱疾忌醫 大多與反腐有關(圖)
——【中共官場怪狀之精神病篇中】
精神病院（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自由亞洲電臺）
【看中國2024年3月19日訊】從上文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教授許燕的工作經歷和眾多案例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很多中國人成為黨官後慢慢變成精神病，在中共官場呆得越久，病越歷害，而他們又害怕暴露病情，致使加劇病情。而中共就是通過反貪、沒收自殺官員財產對中國百姓進行二次財富搶劫。否則，中共若真想反貪，為什麼不從體制的本源上杜絕貪污呢？
最近落馬官員被網友罵神經病
就在今天，即3月19日，文稿寫到這兒的時候，又收集這一週內幾個部級官員被中共處份、抓捕的消息：3月18日，中共足協前副主席王登峰因被指控非法佔有公共財物近4700萬元而判刑17年。17日、15日、13日，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顯剛、中國海洋石油集團原總經理李勇、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李吉平，分別被通報審查調查。
可以說，中共通過他們賺得盆滿缽滿，而這些財富，都是來源於民間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或納稅人。網友們罵貪官：別說出事了在裡面嚇呆了、抑鬱了，變神經病了，出事前貪得無厭、無惡不做、無亂不攪，本身就是神經病。
據瞭解，患抑鬱的比例高的除官場外特別是新疆漢族官員外，另外就是軍隊。抑鬱官自殺方式多選擇跳樓。這些年軍隊中自殺的新聞引起了社會注意，有人分析，一是軍隊獨立圈子較封閉，精神更難得釋放，有的級別連上網都有侷限，二是現在城市樓房多，自殺方便，三是部隊文化講義氣、講派系，但處分起來更無情。
據公安部心理危機干預專家、浙江省公安廳首席心理專家趙國秋說，他每週僅有半天時間坐診，大約接診10多位病人，很多都是公務員。曾有一名患重度抑鬱症的官員，提前挂好了趙國秋的專家門診。過了幾天，當趙國秋向該患者家屬通知診療時間時，在電話那頭，該官員的妻子哭著說：「昨天，他已經跳樓自殺了，現在還看什麼醫生啊？」
官員幸福指數怎麼會倒數第一
趙國秋說，通過他30餘年的研究得出來的數據是，官員幸福指數不高，心理障礙指數和職業倦怠指數都較高。「這個群體失眠的比例達到25%左右，換言之，每4個公務員裡面，差不多就有1人有失眠現象。」
趙國秋說，「10%的嚴重抑鬱症者會以自殺方式結束病疼，50%60%的自殺官員本質上都患有抑鬱症。」
中共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詢問中心曾對20個中央部委共2500名職工進行了一項與壓力有關的調研，結果有63.3%的職工認為自己承受著中等以上程度的壓力。同年，在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與智聯招聘聯合發布的《年度中國職場心理健康調研報告》中，政府機關以3.05分，排名幸福指數倒數第一。
公安部過去的一組數據也引人關註：2015年和2014年，全國因公犧牲的公安民警人數分別為438名和393名，其中因在工作崗位上突發心梗或腦溢血等疾病去世的人數分別為205人和201人，其中中青年民警犧牲比例較高。有近半數犧牲的干警是發病去世的，也有因病在抑鬱而自殺。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國家公務員心理健康應用研究中心的數據表明，自殺官員中半數被確診為抑鬱症。
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王曉明因「抑鬱症」跳樓自殺後，媒體一度討論官場「抑鬱症」流行，是否是官員權利嚮往或壓力與或反腐的壓力有關？
有匿名網友曾經寫道：我家3個當官的都不約而同患有抑鬱症，其中大舅因為這個差點自殺。
北京異見人士查建國說，習近平當局反腐以來，現在的官員人事關係緊張，多做事怕出錯，少做事怕被追躺平的責，精神壓力大，中共也沒有高薪養廉制度。過去是靠用權力來交換，現在從嚴治黨，官員貪污後壓力成本高。再加上輿論的監督、網路的監督比過去要多得多。
其實，人對幸福的感受並不靠物質支撐，恰恰相反，慾望才是帶來痛苦的禍首。慾望大的官員一旦犯事恐懼心也大，一旦得抑鬱症也嚴重。其實，平平淡淡，隨其自然的生活，不求福，禍也少。正如中國古語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在古代，得到一頭牛，與現代官員得到一套別墅的幸福感是一樣的。
官員為什麼容易患抑鬱
曾擔任過檢查官的安徽異見人士瀋良慶分析說，官員為了向上爬，特別是腐敗窩案竄案發生後，為了保上司保家人，每天恐懼禍臨頭上，生死成了選擇，就容易抑鬱。「我自己同學有當官的也抑鬱症自殺了，中共的官員可以說是一個高危職業。說實在的，官員在官場上要一步一步爬上去確實很不容易，除了特別有背景的，一般來說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比如夾著尾巴做人，謹小慎微各方面不能出錯還要巴結討好。」
瀋良慶說，對於「雙規」等處置的害怕也會讓一些有問題的官員選擇自殺：「記得以前我做雙規調查研究的時候，當時就有一個浙江省高院副院長也說是抑鬱症自殺的。但是後來浙江省高院也爆出來一些案件，說他在辦公室自殺的時候，已經有法庭庭長被雙規了。雙規大家都知道很厲害，造成有些官員畏懼雙規，實際上他們很清楚中國是沒有法治的。」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聶輝華教授曾表示，貪官自殺可得到三方面的益處：一，消除罪證，保護同僚；二，保護家屬的部分既得利益；三，免受侮辱，保護名聲。正因為如此，自殺成為不少中國官員的解脫方法。人死燈滅，一了百了，但卻凸顯了現行體制的制度缺陷。
也許有人說，沒有你說的那麼嚴重吧，現實生活中，還不是照樣吃喝玩樂，拿獎金髮紅包，單位或行業系統裡不也都是平穩的過來了嗎？
官員為什麼諱疾忌醫
在中共官場，單位裡哪些人患抑鬱在事發前很少會被人知道。平時很少有人能知道他們已不正常。這是隱秘性很強的群體，他們很不願意去看病或報銷醫療費，因為怕周圍的人知道他們心裏情況，甚至家屬都不知道。有大陸媒體也曾報導，在官場上抑鬱症是個忌諱，因為「組織有規定，患有抑鬱症的官員是不允許被提拔的」，這也導致了官場上的諱疾忌醫。
一位與多位高官有過直接接觸的知情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一個案例：幾年前，某省一名高級別官員身患重度肝病後，通過私人關係認識了北京一名知名肝病醫生，然後托其聯繫好肝源。在假期，該官員以旅遊為名，偷偷來京做肝臟移植手術。移植成功後不久，此人便回家休養。
上述知情者稱，肝移植手術價格不菲，但是該官員寧願自掏腰包，也不敢去走醫保程序。因為一走報銷流程，就會形成電子記錄，病情就被公開了。
這位知情者稱，很多官員患病後不敢走醫保程序，但是醫療費又非常昂貴，就可能通過老闆贊助，或挪用公款等湊齊醫療費。「而這樣做，很容易為他們今後走上腐敗道路埋下伏筆。」
病情與仕途之間的關係，雖然並沒有一些公開的規定，但確是官場的一種慣例，生怕暴露病情就暴露了腐敗。更重要的是，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其病情很可能被對手揪住，並向組織反映。
趙國秋也提到了類似的情況。他說，到他門診去的有心理問題的官員，外地的一般提前一兩天到杭州，找時間和他聊一會，配點藥，回去；有的會跟他約到一個私密的地方，敞開心扉聊幾個小時；也有人為了不透露身份，乾脆讓秘書代診。
趙國秋在工作實踐中遇到很多與許燕同樣的經歷，有很多共同的體會和結論。（待續）